王丹红专栏｜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一）-凯发游戏

今年98岁的李佩先生是爱和智慧的传奇。她是中国科学院的玫瑰，可是她比玫瑰还要美丽！她像一颗钻石在科学的殿堂里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李佩191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早年留学英国；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文，中学就读于家附近的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36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1938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毕业后在重庆的中国劳工协会分会工作，1945年11月，赴法国巴黎参加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1947年，李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结识风华正茂的华裔航空学教授郭永怀，开始她一生的爱情故事。

1956年，李佩与丈夫郭永怀一起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中关村“特楼”定居。郭永怀是新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一位为核弹导弹和卫星研究均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68年12月5日因公殉职。

“文革”浩劫席卷而来，栋梁折，大厦倾。李佩身边一大批为共和国科学事业奠基铺路、培养人才的科学家，被批斗、折磨，甚至含冤而死。永失我爱后，李佩先后在北京、合肥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1974年起，李佩因英文教学重获启用，焕发新生。

改革开放初，李佩创办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1979年10月，她和科学院外语教研室的外教mary van de water等一道努力，帮助近百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赴美国留学，开启当代中国自费留学之门；1980年，她参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项目（cuspea），8年间帮助915位优秀物理学生赴美留学；她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第一任主任，革新研究生英语教授，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母”。

近60年来，李佩一直在北京中关村生活工作，参与见证了共和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起步，发展，挫折和重生飞翔。她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科学的事业，她是爱、智慧和勇气的化身。

如今，年届百岁的李佩仍有梦！她希望将中关村的三幢“特楼”作为国家文化遗产保留，她希望这些承载着历史与精神的建筑成为博物馆，因为，它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诞生之地，是共和国科学巨匠们魂牵梦萦的精神高地。她一直为之努力呼吁！

8 为了忘却的记忆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上午9时30分，我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校友基金会秘书长刘志峰，如约来到中关村北区“科源社区”，看望住在13楼204室的李佩老师。

经过14号楼前的小花园向左拐，13楼出现在眼前，我的心激动不已，又要见到一别近五年的李老师啦！从熟悉的门洞径直走上二楼，紧张又激动地轻轻敲门，阿姨开了门，我满心欢喜地向客厅和阳台张望，却不见李老师，我不安地问：“李老师呢？”阿姨说：“因为是熟悉的客人，李老师请你们到里面的书房。”

这是15年来我第一次应邀进书房。满头银发的李老师蜷坐在一个大沙发中，一只手扶在覆盖着毛巾的电暖气器上，微笑着望着我们。“李老师真的老了！”我心里一怔，坐在沙发旁的椅子上握着李老师的手，情不自禁地拥抱她却忍不住悲从中来！

我忍着了眼泪，却忍不住悲伤！

这是我第二次在李老师面前哭泣。2010年8月10日，临行美国前，我到李老师家中告诉她我每年都会回来看她，请她保重身体！她送我到门前时说：“我会好好地等你回来！”我走下楼梯，回头看见她还站在门前望我，心疼不已，转身泪下却再也不敢回首。

本文作者王丹红与李佩在一起。

“我今年98岁了，我是1956年11月住进这里的，快60年了！”这是李老师看见我们时说的第一句话。

60年来，李佩居住的13号楼与相邻的14号楼、15号楼，历经风雨洗礼，已然在时光中斑驳。从李佩先生家里出来，我们站在花园里（当时雾霾正浓）再一次仔细端详尘埃中斑驳的特楼，仿佛看见60年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从在这些楼里走进走出，上班下班……他们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荜路蓝缕开山辟林，这里是新中国科学诞生的圣地。这里也铭刻着李佩的名字。

李佩老师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回到美国家里，我决定为李佩写一篇文章，为她的梦想呼吁。我在漫长的记忆中搜索、在众多的资料中寻觅，在点点滴滴中回眸她的百年人生，重温她在这幢楼里经历的悲欢离合，还有她永恒的慈爱、智慧和勇敢。

——钱学森 1956年2月2日致郭永怀信

1956年9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工作了十年的郭永怀教授，带着妻子李佩和5岁的女儿郭芹，告别了在纽约州小城绮色佳（ithaca）的家，一路西行，在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停留几天后，在洛杉矶港口登上了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归程。这是自1940年9月留学后，郭永怀第一次回国。

在海上航行3个星期后，9月30日，他们经过香港从九龙乘火车到广州，在深圳的罗湖边防站踏上国土，李佩记得：“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醒目并使我们大家感到兴奋又温暖的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同船回国的科学家还有张文裕、王承书夫妇和儿子张哲，黄量、刘金旭夫妇和女儿刘旭等。走过边防线，迎接他们的是科学院代表何祚庥和胡翼之，李佩记得：“何祚庥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替钱三强邀请张、王夫妇去原子能所工作，还有一封受钱学森委托交给永怀的信。从那个时刻起，永怀回国的任务就定了点，到刚刚创办的力学所。”（李佩：《访罗湖 忆当年》，此文发表在《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我们拼命地欢迎你，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钱学森在这封于1956年9月11日致郭永怀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好了，离办公室只有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10月的一天，受所长钱学森派遣，力学所郑哲敏博士到北京站迎接郭永怀全家，并送他们到北京饭店暂时安顿下来。11月，他们住进了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北区刚建好的13楼204室，与住在14楼的钱学森、钱三强家毗邻而居。

14楼呈一字型朝南正对着小区大门，倒“l”型的13楼和15楼如两翼在其东西相对而立，三幢楼与南面的三个小花园构成了一个四合庭院。

20世纪50年代初，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北区兴建了一批研究大楼和住家楼，其中的13、14、15号特级楼，即“特楼”，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设施较好，更重要的是这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而13楼的住房中很多是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三四十岁的他们刚从海外归来就直接到科学院工作。

中科院力学所由钱学森于1956年初创办，郭永怀回国之际即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先是出任力学所研究员兼学术秘书，协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工作；不久后任副所长; 在1957年2月成立的中国力学会中当选为副理事长，在全国第一届力学学术会上做题为“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国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方向；同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并担任力学专业组副组长；参加中科院召开的关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出任中科院力学所与清华大学联合设置的第一届工程力学研究班主任……

李佩在承担安家重任的同时也开始工作。她的英文很好，时任中科院外事局局长希望她到外事局工作，但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她没有接受：“老郭离开中国已经17年了，对国内生活和国内情况非常隔膜，女儿还不大会讲中文，我想我还是留在家里的时间多一点比较好。”

那时的中关村还是荒郊旷野，四周是大片的农田或坟地，多数公共汽车路过都不停留；中关村也没有粮店、菜市场、派出所、医院、邮局和中小学等公共设施，生活很不便。李佩选择留在中关村工作，出任新成立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1月上班： “都是一些公共事务，管的事情很杂，碰到什么事反正都得管，我记得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派出所，人家陆续住进来都要办户口啊，请他们到中关村办公，让科研人员少跑路……”

回国之初，13、14、15号楼都是新建成的，院子里该管的事很多，时任西郊办公室主任梁书怀找了几位科学家夫人组成家属委员会，由李佩亲自领导。居委会里有赵忠尧夫人、梁树权夫人，邓叔群夫人、吕叔湘夫人、赵九章夫人等，这些“学部委员”夫人们把这三幢楼管理得井井有条。

——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

李佩191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早年留学英国学习矿业，希望实业救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文，英文老师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中学是在离家不远美国教会学校——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美国老师上英文和音乐两门课。

贝满女中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创始人是来中国的传教士艾莉莎·贝满夫人，是北京最早引进西文教育的学校，它与慕贞女中、汇文女中和育英女中被誉为京城“四大教会名校”。贝满女中的校训“敬业乐群”出自《礼记·学记》，要求学生们既要敬重学业，不断前进，又要乐于生活在同学中彼此和睦相处，切磋琢磨，努力提高。

1947年2月，30岁的李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郭永怀，他们相识、相爱、结婚、成家立业，女儿郭芹在这里出生成长，郭永怀成为驰名世界的应用数学家、力学家，在这里的十年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光。

康奈尔大学由纽约州参议员埃兹拉·康乃尔和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创建于1865年，康乃尔将他位于纽约上州中部小城绮色佳（ithaca）的农场用于校园基地，并为大学提供了50万美元的第一笔个人捐款，1865年，纽约州参议院批准该校为纽约州赠地大学，获得资格接受州政府的长期资助。

在东部八所常春藤盟校中，康奈尔大学是唯一一所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创办，第一所实行性别平等的男女合校，招收学生不分身份、信仰和种族；唯一一所采用公私兼并的研究型大学。大学最初以农工学院为特色，其酒店管理学院和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为全美首创，至今仍然在世界大学中排名前茅。

康奈尔大学与中国科学渊源久远，它是最早一批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1910年，胡适和赵元任同时考上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就读于康乃尔大学。1912年，任鸿隽和杨杏佛赴康奈尔大学留学。1915年，任鸿隽和同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周仁、秉志等创办了《科学》杂志，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在康奈尔大学成立。

康奈尔大学位于美丽的小城绮色佳。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写道：“吾以民国元年（1912年）冬间出国，到美恰为耶诞前后，同时赴美者凡十一人，同到康奈尔大学者则唯杨君杏佛一人。吾等何以独赴康校？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独吾与杨君志在科学，康校在，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以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及今缅想前事，吾固甚幸决策之未谬也”，“康校所在地为纽约省之伊萨卡城（ithaca）。此城人口仅一万余而康校之学生人数已占五六千，盖美国普通之所谓大学城（college town）也。其地风景既佳，人民淳朴，无贫富阶级之悬殊，故常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郭永怀1945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大学被聘为研究员，与已是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的钱学森合作，继续从事航空动力学研究。1946年，冯·卡门的优秀学生西尔斯（w·r·sears）在康乃尔大学创建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任教并共同主持研究院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应邀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因为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东部，距离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近3000公里，于是，那年秋天，两人驾车横跨美国旅行。钱学森在纪念郭永怀的文章中说：“有这样的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7年冬，郭永怀任康奈尔大学副教授。

李佩在1947年到达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在一次学术会上听一位华裔学者做航空学方面的报告时，发现这位身材修长、学识渊博的学者居然是自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说过的学长郭永怀，两人因此相识，并彼此倾慕！然而，在此之前，从北京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冥冥之中他们生命的轨迹早已交会。

李佩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这一年，郭永怀自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跟随物理学家饶毓泰作助教和研究生。

李佩入学后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因父亲在天津开滦煤矿工作，她回到天津租界的父母家住了半年后，和两个女同学从天津坐海船经香港和越南，再坐火车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三年。1938年5月，郭永怀在“高梦旦奖学金”的资助下，进入西南联大半工半读，并跟随周培源从事湍流理论的研究工作。

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唯一代表，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龚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这年夏天，郭永怀参加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考试，与钱伟长、林家翘以总分相同而同时被录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三人于1940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攻读研究生。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分会工作，参加了诸多进步活动，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托儿所；1945年11月，她赴法国巴黎，参加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代表中国妇女在大会上发言；1946年8月，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被国民党取消，李佩决定赴美留学。

1941年5月，郭永怀和林家翘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共同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郭永怀师从航空泰斗西尔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员，1946年，他与钱学森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

他们开始交往。她发现他热爱摄影、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他带她认识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精英朋友：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郑哲敏、冯元贞、庄逢甘等。她与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60多年后，李佩还记得与钱学森相识的经过：那是在1947年，我和老郭认识不久，一天，他告诉我，“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到康奈尔大学来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要请他们到家吃饭，我买了一只鸡，你帮我把鸡汤烧好”，后来我一看，进来的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林家翘。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两人，那天他们聊得很高兴。

李佩与郭永怀结婚照。

1948年春天，他们在绮色佳结婚，1951年，女儿郭芹出生后，李佩受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shadack教授的邀请，为外派外交官的学生们上中文课。

他们的小家位于绮色佳市中心，这是一幢建于1870年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四层花园别墅，主楼前门有带顶和白色木质雕花围栏的漂亮门廊，室内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二楼有四间卧室，并带有大大的露台，顶层是阁楼，底层是地下室。小家环境非常好，距离南北两边的喀斯卡迪拉溪(cascadilla creek)瀑布溪（fall creek）不足1英里，步行15分钟就可抵达著名的绮色佳瀑布（ithaca fall）；东临康奈大学校园三个街区，西边是步行范围内的博物馆、图书馆、咖啡馆、餐馆和中小学校。

他们的生活宁静，富足，幸福。李佩将家布置温馨舒适，他们会在晚餐后一块喝咖啡、听音乐、散步，招待朋友、同事和学生；郭永怀的创造力如泉水喷涌，他几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就是在那时做出来的。

郭永怀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国留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时常将活跃分子请到家中讨论祖国的命运和未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回国探亲的李佩也给他带来了祖国发展的消息，他万分激动。（李家春 李成智 《郭永怀》一文， 刊登于《郭永怀文集》）

1949年夏天，钱学森应加州理工学院校长lee dubridge邀请，回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名誉讲座正教授、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当他和夫人蒋英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永刚驱车西行路过康奈尔时，两家人相聚。钱学森在文章说：“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sears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theodore von kármán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谈起来逸趣横生，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这就是plk方法中kuo(郭)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次聚会中，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中为钱学森、蒋英拍摄一张经典照片。

钱学森与蒋英在康奈尔校园。

两家的再次会面是在1953年冬天。郭永怀利用学术休假年带家人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做研究，与著名英国力学家莱特希尔（james lighthill）和钱学森等进行学术讨论，发表论文《中等雷诺数下绕平板的不可压缩黏性流动》，钱学森将这一成果命名为plk方法。plk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莱特希尔和日本东京大学谷一郞教授专门来信邀请郭永怀前去讲学。在这次访问中，郭永怀和李佩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助教的郑哲敏博士。

他们与胡适先生也熟悉。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在康尔大学留学6年，之后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53年7月，胡适携夫人江东秀到回母校康奈尔大学，在老朋友韦莲司的家中小住近一个月。李佩记得：“胡夫人很会做菜，胡适常请我们到他的住所吃饭，那时我们就很熟悉了。”1956年，获知他们要回国时，胡适来到绮色佳李佩家中，劝说他们最好留在美国，“但我们说，你说的太晚了，我们都已订好船票了。”

时光飞逝。30多年后，1987年3月，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李佩，带队到美国学术访问，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数学部主任颜基义随行，他在《有一种大爱 行走在天地间的双行道》上记录了这次访问：“当时李佩先生年近七旬，但她始终精神饱满，态度平和，举止娴雅，气宇逸卓......正是因为李佩先生和康奈尔大学非常寻常的关系，校方给李佩先生极高礼遇：在校园最著名的建于1891年的麦克雷塔楼（mcgraw tower）会见和宴请我们。席间不分主客，倾情交谈，拾起历史，高望未来。”

我不知道李佩当时的心情，麦克雷塔楼距离她当年在绮色佳的家不到1英里，她是否曾站在塔楼顶向西眺望？看一看40多年前的家！

这次访问，校方赠送李佩一幅有麦克雷塔楼和瀑布的绮色佳风景画。至今，这幅画一直挂在李佩在中关村家的客厅里。

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时的博士研究生alfred ritter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己1948年进入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攻读博士，与导师郭永怀的关系如父如子，自己的妻子与李佩也成为好友，两人常常在航空工程研究院的各种社交活动中相遇。ritter最后一次见到郭永怀是在1956年，郭永怀带家人回国途经芝加哥时。1998年初，在与郭永怀、李佩最后一次会面42年后，已是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技术中心主任的ritter，应邀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访问并作学术报告，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北京，他拜访了李佩，在漫长的交谈中回顾了在康奈尔大学的美好时光、老朋友和记忆！

（本文系《知识分子》专栏作者王丹红长篇报道《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之一。回复数字“20”提取系列文章。下期文章讲继续为您讲述郭永怀、李佩夫妇回国后投身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激情岁月，以及接连经历文革浩劫和生离死别重创的人生遭遇。部分老照片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李伟格提供，特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