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复合体：美国科研创新的一把“双刃剑”-凯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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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少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计算机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1961年1月，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时，他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告别演说，其中他对“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警告至今仍然有效。

艾森豪威尔总统说：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军队服务多年，因此深知国防部门内部与军工企业的瓜葛。军工复合体的“不正当影响”已经成为现实，而不是潜在的危险。如果我们所说的美国是指其全体公民，而不只是其精英或统治阶级的话，那么军工复合体确实危及了美国的自由和经济福祉。

特别是，美国霸权与军国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主旋律，军工复合体亦已经渗透到美国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里的健康是指经济和社会的健康运行。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着预算和贸易赤字巨大，许多的基础设施的状况令人沮丧。

回顾历史，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是美国陆军退役的五星将军，在二战期间担任盟军司令，并指挥了1944年诺曼底战役。艾森豪威尔的两届美国总统任期（1953-61年），在冷战的高峰期，正值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军并没有像二战后那样缩减军队，而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保持了大量的常备军，并由于美苏之间持续的冷战而保持了高度的军事准备。

基于他自己在军队中服务的经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整个总统任期内都在担心国家过度的军事增长，以及冷战的升级。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试图削减军事服务的预算，但是他的尝试让五角大楼的许多人感到极其不满。

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但他并未去阻止军工复合体的发展，他认为军工复合体对于阻止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侵略还是十分必要的。但他敦促他的政府继任者在与苏联的关系中平衡国防和外交。错失了阻止军工复合体的发展的机会，随后军工复合体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后的几十年快速膨胀，以及发展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并没有军事工业。在二战期间，许多美国的工业制造商根据需要大规模制造武器，美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在短期内释放了极强的生产力，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决定不能再冒险进行国防的即兴生产了，于是推动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永久性军工产业。但是政府不可能直接进行武器生产，于是选择了由市场化的商业军工公司进行生产，而政府每年进行武器采购的方式去扶持军事工业体系的发展。

这种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庞大的军工企业的紧密结合模式，在世界上属于首创。政府的补贴式的武器采购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这些崛起的军工企业也承担了为美国孵化革命性技术的责任。

本系列前文提到的许多darpa研发的技术，如果经国防部决定应用到武器系统上，就会由军工企业对技术进行整合与部署，并在军事服役中不断打磨与提升技术。在这个体系下，一个革命性技术在军事体系中锤炼了20到30年后，转向民用时就变得很稳定，并且性价比可以做得很高。

正是由于军工复合体的存在，核心技术得以在军工体系中源源不绝地孵化，不断地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如果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只有darpa，而没有军工复合体的话，许多技术是不可能被孵化出来并影响美国经济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军工复合体，darpa很容易变成一个纯科研机构。因此，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环节。

军工复合体的形成也是大势所趋，顺应了近几十年来的技术飞速发展的潮流。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人才与研发已成为主旋律，但科技研究也变得更加正规、复杂、和昂贵。孤独的发明家，在他的小实验室内修修补补的小作坊创新方式已经被大规模实验室和测试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工作团队所淹没。

同样，历史上作为自由思想和科学发现的发源地的大学，也经历了一场研究工作的革命。部分原因是由于涉及到巨大的成本，大学主导的小规模科研方式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这个时候，军工复合体的出现为美国的科技创新实现了从研发到商业化的完整闭环，这个闭环也反哺了上游，让更多的政府资源有针对性地进入研发系统，而由联邦政府或在联邦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科研份额也随着军工复合体的成长稳步增加。

提到战争或军国主义的代价，显而易见的方式当然是非隐喻性的财政代价。因此，对于美国最近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进行的战争的费用，人们提到了各种数字。反恐战争的数字很难得到，因为这场比喻战争的花费金额隐藏在各种预算中：这些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情报，另一部分用于实际战斗或用于使用无人机。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国防预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预算，确实比其他所有国家的预算加起来还要多。然而，这些数字并不代表美国在战争或军工复合体上的全部开支，其真实的开支每年超过一万亿美元，并被计入各种预算（退伍军人、核能、国土安全）。然而，这个庞大的预算清楚地显示了维护美国帝国的成本。

部分归咎于美国庞大的国防开支，美国联邦债务在1981年就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在小布什时期达到了5.7万亿美元。美国每个居民每年在国防上花费2200美元。显然，军工复合体所推动的选择性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军工复合体所制造的债务就被右翼政客用来作为削减非军用社会开支以减少预算赤字的论据。军工复合体从不主张以恢复国家财政健康的方式处理债务问题，即减少大量国防开支和向富人征税，使得美国政府财务状况越发糟糕。

从统计数字来看，成本的性质也必须延伸到其他领域。军工复合体所推动的选择性战争导致死亡，通常非美国人的死亡比美国人的死亡要多得多，并导致国家的破坏，然后这些国家必须从美国或者联合国得到资金重建其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大全球社会成本。另外，由于伤员人数超过了死亡人数，这给美国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医疗费用负担。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本身就耗费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资源。

雇佣军的费用也从未被计算在内，尽管他们往往是官方武装部队的附属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数量比正规军更多。许多与军事有关的活动的私有化和外包进一步掩盖了军国主义的真正成本。公司经常对其产品和服务收取过高的费用，而美国的纳税人则需要为其支付费用。

也有人认为军工复合体其实是对美国社会有正面影响，也就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认为军费或与军事有关的开支可以大举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或刺激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工复合体所提倡的持续性的战争其实是对社会有利的。武器、战争和有计划的报废会创造就业、促进经济繁荣、推动经济新陈代谢。因此，主张通过军费促进经济繁荣的人指出，持续不断地制造战争以及加大国防开支是避免经济大萧条的有效手段，这与凯恩斯在1940年的理论如出一辙。

这一派学者总结到，冷战，与苏联的冲突和永久战争状态其实是有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更有甚者认为，希特勒通过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德国走出了经济萧条。但是，希特勒的例子就是某种证明：军费开支导致战争，然后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最终是得不偿失的。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者可能偶尔会提到美国人在战争上的伤亡，但是却对战争给他国造成的伤亡几乎绝口不提。

军工复合体也确实创造了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机会是建立在直接或代理战争的基础上的。如果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死亡和破坏算作成本，那么很明显，总体是造成巨大社会成本损失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别国的伤亡来补贴本国的发展。这种创造就业的论点总是建立在某种道德盲点上。如果巴格达或费卢杰被炸成废墟，然后重建，这可能对军工复合体的军工企业有好处，但对国外的受害者和美国的大多数人却百害而无一利，对美国民众来说，他们为战争纳税，却得不到改善生活的福利或基础设施。

美国在二战以来形成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军工复合体的运作方式，已经逐渐地侵入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尼克-特尔斯在他的《复合体：军方如何入侵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 ：从五角大楼资助的大学科研，到许多军事题材的电影，再到能源巨头公司与军方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尔斯追踪了美国国家军事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他的书中列举了一长串为国防部工作、依赖军方资助的公司，以及军方浪费社会资源的具体事例。特尔斯得出结论，军事化已经完全扭曲了美国社会：大量社会资源被浪费在生产无用的军事武器，而数百万计的公民，特别是儿童，却生活在饥饿或贫困线以下。

在这个军事化的体系下，美国国会议员们积极帮助那些资助过他们竞选的军工企业争取更多的资源去生产用之不竭的武器。转过身来，这些议员们又把他们对军工企业的支持描述成对选民们的就业保护。

正因如此，美国国会盲目地投票支持未经测试的武器开发，其直接的后果是军工企业在一个完全不自由不透明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武器产品，完全掌控了定价权。这样的运作方式在美国政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军工复合体收买或者贿赂民选的国会代表，这些政客得到军工企业在他们的选区对他们选举的资金支持。作为回报，这些政客则确保军工企业得到巨额的联邦政府的军工采购订单。

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希望保持高额的军费支持，因此不断夸大国防需求。在和平时期，这种被不断夸大的国防需求很难自圆其说，因此很难确保资金的不停流入。于是，美国军方、军工企业便不断地向大众灌输美国霸权以及永久战争的意识形态来源源不绝地获取政府资金。其直接的结果是，美国的经济更多地显得是一种军事国家主义制度，而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战争，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不确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前提下，小布什总统和迪克-切尼副总统竭尽全力坚持要对伊拉克发动战争，造成了后续的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大规模崛起，以及美国国防与国家安全预算的大幅度提升。这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军工企业。

事实上，虽然感受到了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的威胁，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并不反对美国在海外进行军事干预，例如在危地马拉或伊朗，他认为，科技企业与科研部门可以从不断膨胀的国防预算中受益，从而孵化新型科技。一个近期的例子是，虽然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处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上并不十分有效，但它却是一个天赐良机，导致了对新型技术的大规模部署，例如奥巴马政府比布什政府更大规模地使用无人机。

军工复合体当前已经完全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学术界、好莱坞和电子游戏业。正是因为所有组成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才被称为复合体。在美国政治的企业模式中，企业界与国防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体系下，科研人员从五角大楼获得大笔资金资助，因此是这个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其他行业，比如好莱坞和电子游戏业也得到军工企业的大量资助去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的霸权以及军国主义。当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机构都参与到这样一个从头到尾的反馈和回扣系统中，想要重建这个系统已经变的不可能了，或许这也是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最担心的后果。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博格斯也预示了军工复合体的兴起：“美国军国主义在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将意味着军事形而上学在所有生活领域的胜利，从而使所有其他生活方式从属于美国军国主义。”米尔斯当时的预言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宏观层面，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在二战后的几年里，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52年最高的15%到2000年最低的3.7%。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宣布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后，军费开支再次大幅上升。

军费开支在联邦预算中属于自由裁量支出类，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基本预算以及海外应急行动（oco）和全球反恐战争（gwot）的额外支出。2016财年，美国政府在国防方面的支出约为604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约3.95万亿美元的15%。相比之下，2018年2月国会通过并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的两年期预算协议批准了2019财年约71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

因此，美国的国防开支无论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还是数量上都是全球最高，而且确实在美国民间美国霸权的信念深入民心，最近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心里不接受美国的国力有被外国超越的可能。

从微观方面，军工复合体迅速发展，也已使得美国国防经济运行很难离开军工企业。美国的实践证明，近年来在美国国防部的大型承包商中，位居前三位的依次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主要生产军用飞机、导弹，是所谓的“纯”国防承包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亦属于美国的“纯”国防承包公司，重点生产各种类型的导弹。而波音飞机公司，实际上属于“半”国防承包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民用飞机，但也接受美国国防部武器系统订单。

据统计，仅仅在2007年，上述三大国防承包商便从美国国防部分别拿到了278亿美元、2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的合同。除此之外，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英国的bae系统公司，也成为美国国防合同的主要接受者。这些军工寡头也都是军工复合体的核心得益者，目前已经与美国的国防体系深度绑定，不可分割了。

总结来说，军工复合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属于美国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成功地为革命性技术的孵化提供平台、资源以及时间，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另一方面，以军工驱动的需求，或者说是伪需求确实把美国推上了霸权以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是值得我国需要避免的方面。

我们期待在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背景下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效的科技孵化之路。

制版编辑 | mor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