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金女大毕业生，如何在婚姻中做自己？-凯发游戏

撰文 ｜ 王秋雯

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1915年由美国教会创办于南京，是中国第一所本科层次办学的女子大学。创校人及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新婚未久，丈夫就因病去世了，此后她再未考虑过个人问题，几乎将全部的心血投入到办学之中。教授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曾有机会走入婚姻，为了金女大，她放弃了婚姻；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金女大其他几位早期到校的外籍教授，蔡路德、黎富思、师以法等均选择了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投入到事业发展之中。或许是受到她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是时代本身的局限性，金女大的第一届5名毕业生，包括吴贻芳在内共有4人终身未嫁。后来的毕业生，如：中国第一位女海洋学家刘恩兰、国际知名植物学家胡秀英、著名的有机化学教育家吴懋仪等杰出的女性，均为了事业放弃寻求婚姻。

金女大早期的外籍教师，代表了一部分欧美的高知女性；而金女大的毕业生，则是中国早期知识女性的代表。第二任校长吴贻芳，在1928年的就职仪式上明确表示，金女大的办学目标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所用。吴贻芳自己虽未走进过婚姻，却为许多金女大的毕业生担任过主婚人或证婚人。

当然，单身在金女大的毕业生中并非主流选择。更多的金女大人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步入婚姻。她们中有的人回归家庭，有的人始终在努力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有的人在遭遇婚变之后再次挑战事业。无论是追求事业，还是献身家庭，教育使她们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勇敢做自己的底气。

这里选取了四位金女大人的故事。她们生于1900年前后，20年代在金女大求过学，均是先爱后婚。无论婚姻幸或不幸，她们均努力成为自己，这对于今天的女性而言，仍然很有启发意义。

蔡葵：因为爱你，所以与你并肩立

蔡葵（1901-1964）

图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398, record 1543）

在金女大的礼堂里，有一位毕业数年的校友正在给学妹们演讲，她的声音慷慨激昂，“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可以用其妇女的地位来衡量……我们要争取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先要争取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座诸位每人身负两万人的重担，但愿诸位记取自己的责任，为中国女同胞的社会地位而努力，便是为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努力！”她是蔡葵，演讲的题目为《各国妇女情形》。

蔡葵，别名蔡慕晖，生于1901年，浙江东阳人。是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也是教育家和翻译家，1952年以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外文系。

蔡葵11岁时，随父母定居杭州。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杭州甲种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期间，经常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听课。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正在该校任教，两人由此结识。

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老家过春节，客厅里人来人往，而他却躲在集满灰尘的柴房里，时而查阅字典，时而奋笔疾书。初春的江南又冷又湿，破旧的柴房四处漏风，陈望道却顾不得身上的冷，因为他的心里正燃着一团火。由于太过专注，母亲端来的粽子，被他蘸着墨吃进嘴里而浑然不觉。两个月之后，陈望道完成了一整本书的翻译工作。29岁的他，拎着皮箱来到了上海，很快被陈独秀聘为《新青年》的编辑。而他辛苦译成的著作，经过一场波折，于当年夏天面世，很快被不断再版。这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使他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从职业学校毕业后，蔡葵先在附小教课，后进入工厂。因为在厂里表现出色，被厂主推荐到金女大学习。为了提高英语水平，1920年蔡葵也来到上海，后来顺利进入金女大，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会会长。

1927年，蔡葵从金女大毕业，应邀到金女大附中担任英语教师。后来，经陈望道推荐，转到上海的大学任教。蔡葵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恰与性格内向的陈望道形成互补。1930年，蔡葵与陈望道在东阳蔡宅，举行了“文明婚礼”。在女方家成婚，可谓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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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葵与弟弟们自幼感情深厚，弟弟希陶后来成为了植物学家，弟弟希岳也在农学院当上了教授。1931年，蔡葵与希陶合作翻译了《世界文化史》一书。而她翻译的代表作，则是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术的起源》。这本书的原著为德文，蔡葵是用英译本翻译的，而在出版前，丈夫陈望道则据日译本对中文译文做过仔细的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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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蔡葵开始担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刊物《微音月刊》、《女青年月刊》的主编。在陈望道的支持下，1935年蔡葵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1937年，她撰写的《新道德标准之建立》一书出版。在书中，她积极提倡女性自尊自立，为社会做贡献，同时呼吁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同工同酬。这一点，与陈望道不谋而合。陈望道曾提出从婚姻和经济两个方面解决女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在婚姻方面，反对包办，应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实现婚姻的结合；在经济方面，号召女性通过学习和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同年，蔡葵被推选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并任职多年。

1938年，儿子陈振新出生。后来，陈振新与妻子均任教于复旦大学。

195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蔡葵也从任教的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担任英文教师。蔡葵的英语教学很有特点。因为她的英文表达极为出色，在课堂上常常直接用英文进行解释，然后让学生反复练习。为了让学生能学到地道的伦敦腔，说一口美式英语的蔡葵还会特意请自己的好友到课堂上为学生矫正发音。除了课堂教学，蔡葵还特别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她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打字机，为学生打出了大量的英文材料，有狄更斯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她还教导学生，泛读时遇到不会的生词不必一一查字典，否则容易破坏阅读的乐趣，读到后面再遇到几次，有可能就可以猜出词义。在她的指导下，学生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蔡葵与陈望道的合影（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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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蔡葵因脑瘤离世。此后每年上海梅雨季结束时，陈望道都会让儿媳将保存的蔡葵的衣物拿到太阳下晒一晒，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收回衣柜。陈望道以这样的方式，纪念着爱妻蔡葵。

倪逢吉：志同道合，携手赴前程

倪逢吉，1902年出生，浙江杭县人。1920年，进入金女大学习。一年后，通过严格的选拔，考取清华专为女生设立的庚款留美名额。此名额开始于1914年，每隔一年录取10人左右，后因经费紧张减少为5人，至1927年止，仅招收了7批共计53人。与倪逢吉同年被录取的还有一位金女大的学生陆慎仪。倪逢吉赴美后，先入金女大的姐妹校史密斯学院，后升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硕士。正是在芝加哥大学，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梅贻宝。

梅贻宝，1900年生于天津，是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胞弟。在兄长的指点下，梅贻宝初就读于南开中学，后于1915年考入清华，正遇到留美归国入职清华的兄长。于是在物理课堂，嫡亲的兄弟成了嫡亲的师生。毕业后梅贻宝受邀担任青年协会干事一年，走遍了中国。1923年赴美留学，同期赴美的有梁实秋、梁思成、顾毓琇、吴文藻等人。插班进入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欧柏林学院，毕业生中有大名鼎鼎的孔祥熙。一年后，梅贻宝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因为当选为干事，工作中接触到了担任中国学生会会长的倪逢吉。

倪逢吉所在的社会学系，颇负盛名，而倪逢吉本人，亦深得教授的赞许。优秀的倪逢吉，吸引了同样优秀的梅贻宝，两颗心在异国他乡慢慢靠近。更难得的是，在精神层面高度契合的两人，大约符合徐志摩所说的灵魂伴侣。

1925年，倪逢吉硕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地位之变迁》。同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伯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密大校友巴伯先生专为亚洲女性留学美国所设。1926年，倪逢吉先行归国，回到金女大任教一年，教授的科目为历史、社会。第二年开始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1928年，梅贻宝学成归国。不仅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且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以及德国的科隆大学进修过，并游历了西欧诸国。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梅贻宝的，是等待了将近两年的倪逢吉，梅贻宝随即把倪逢吉介绍给了家人。利用夏天的假期，倪逢吉带着梅贻宝回了趟浙江，得到了家中父母的认可。这一年，燕京大学的注册课主任正好出缺，虽非理想，但考虑到离兄长所在的清华园不远，梅贻宝应聘就职。

第二年，水到渠成的倪逢吉、梅贻宝两人在北平举行了热闹的中式婚礼。新郎长袍马褂，新娘凤冠霞帔，花轿迎亲，与同期穿着婚纱礼服、由美国人司徒雷登证婚的冰心与吴文藻夫妇恰成对照，一时成为燕园的热门话题。两对新人的新婚照还同时登上了《良友》杂志，被传为美谈。

右：倪逢吉夫妇，左：冰心夫妇 | 图源：《良友》1929年38期

遗憾的是，因为燕京大学规定夫妇不能同校就职，倪逢吉婚后转入了辅仁大学，此后又到清华大学工作过。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因缺乏师资，倪逢吉才得以正式回归燕大。超越同时代女性的是，倪逢吉不曾因为婚姻家庭放弃过工作。

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倪逢吉，不仅以实际行动求得自身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更呼吁社会解开施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锁，倡导“男女道德标准当求同一，女子讲贞操节义，稍一失常即为一般人所不齿，男子则酒地花天不以为羞，这样畸形的道德标准日后力求取消。”

1931年，生长子祖骥，两年后生次子祖麟。令倪逢吉悲痛欲绝的是，长子在五岁时病逝于协和医院。伤子之痛，使得倪逢吉立志专攻儿童福利，继而担任家政学教学工作。由此可见，婚姻家庭对于女子从事职业的影响，通常远大于男性。

倪逢吉所著《托儿所手册》。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卢沟桥战事爆发以后，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得以勉力维持，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就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愿生活在敌占区的夫妇俩，向学校告假，前往后方参加抗日。这一决定，为梅贻宝日后临危受命成为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提供了可能。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宣战。日军随即闯入燕园，在校的主要教职员纷纷被投入监狱，校务长司徒雷登虽正在天津，不久便因为不愿与之合作而被逮捕。燕京大学迎来至暗时刻。

在后方的燕大董事、校友闻讯，集会讨论，一致决定复校，并推举梅贻宝为筹备主任。与战前已经迁出的北大、清华等校不同，此时燕京大学的人、财、物均难以获得，梅贻宝只能从零开始，要找钱款、要租校舍、要聘师资、要招学生。抗战数年，民生凋敝，第一项尤其艰难。

为了帮丈夫渡过难关，倪逢吉主动出面筹措资金，积极利用家政学平台，使燕大与有关儿童福利、盲人福利、劳工等机构达成长期合作的协议。一方面学校可以获得一部分的经费补助，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在那里获得实习锻炼的机会。

1942年秋，燕京大学得以在成都复校，梅贻宝被推举为代理校长。借助华西大学校园，与先期迁入的金陵大学、金女大、齐鲁大学一起联合办学。梅贻宝曾回绝了出任齐鲁大学校长的邀请，此次合作，也算是特别的机缘。

梅贻宝，一方面礼贤下士，聘请到了陈寅恪、萧公权等名师，使成都文风为之一震；另一方面多方奔走，推进千万基金运动，经年累积筹得巨款。其时，兄长梅贻琦以清华校长之职，实际掌舵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这所仅存续了八年的大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诸多奇迹。梅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杰出的大学校长，令人称羡。

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回归北平，梅贻宝以哲学系教授，出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以后，梅贻宝一家辗转美国多地。1955年，梅贻宝得以就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东方学教授，倪逢吉也获聘为大学图书编目员，并负责创设大学图书馆的中日文献部门，由此定居，结束了中年漂泊的生活。夫妇俩在这所大学，一直工作到1970年，才同时退休。

梅家在上海的合影（1949年）

后排左起：贻璠、贻琦、贻琳、贻宝

中排左起：倪逢吉、贻琳夫人、贻璠夫人

前排左起：贻宝次子祖麟、贻琳女儿祖敬| 图源：《梅氏五兄弟》

旅美多年，梅贻宝与倪逢吉深知，加入美国籍可获得诸多便利，但夫妇俩始终坚持保留中国国籍，始终抱有爱国的赤子之心。

晚年，夫妇俩与儿子一家同住。儿子梅祖麟已学业有成，先后任教于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名校，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1992年，有暌违多年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上门探访。夫妻俩均身体康健，耳聪目明，尤其是倪逢吉，步履矫健，完全不似90岁的模样。

毛彦文：为爱放手，终与爱相逢

毛彦文（1898-1999）。图源：《往事》

毛彦文，1898年生于浙江江山。她是金女大1925年的毕业生，后来获得巴伯奖学金，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以后，任教于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并同时担任复旦大学的女生指导。

毛彦文是时代的先锋。年少时，就在家乡参加过反缠足的运动；成年后，又以逃婚的方式抗争父亲一手包办的婚姻。积极进取的毛彦文，为自己争得了恋爱自由的权利。哪怕遭受到伤害，与同时代盲婚哑嫁、只能依靠丈夫生活的女子相比，经济独立让她更有能力去寻求幸福。

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兄朱君毅，是毛彦文的精神导师，安抚了她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感伤。在清华就读的表兄支持毛彦文的逃婚，并在她退婚之后以信为媒，许下了天长地久的誓言。双方家长乐见其成，为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只等着两人学成之日步入婚姻的殿堂。

为了这份青梅竹马的感情，毛彦文曾经将自己的教书所得按月寄给表兄，也在表兄的要求下，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转学至金女大，只因为表兄留美归国后任教于南京。闲暇时，毛彦文与表兄流连于钟山脚下、玄武湖畔；患病时，毛彦文废寝忘食照顾表兄于病床前。

毛彦文一度以为幸福触手可及，却被表兄不期而至的一封退婚书震得粉碎。虽经双方的家长、师友几度劝说，已移情别恋的表兄却终于不肯回头。虽有万分不解、百般无奈，毛彦文还是选择了放手。1924年，为她主持婚约解除仪式的，正是可亲的长辈朱其慧，她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第二任夫人，也是一路扶持他走上政坛的伴侣。

爱情不在，生活还要继续。毛彦文顺利从金女大毕业，顺利谋得教职，努力照顾弟、妹，努力平复心境。却未料，风波又起。表兄清华时的同窗、国立东南大学的同事吴宓，曾经见证过两人全部的感情历程，也曾经请毛彦文考察过自己的婚恋对象，不顾已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以“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直白诗句公开向毛彦文示爱，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吴宓离婚了，却不是毛彦文的归人。

为了继续深造，毛彦文申请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伯奖学金，圆了留学的梦。193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本想继续读博的毛彦文，因为母亲病重而决定回国。在天津停留期间，听闻朱其慧在北平病逝，还特意上门吊唁。

毛彦文得到了复旦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两个学校的聘书，校园生活平静，心也归于平静。

1934年，毛彦文曾经的同学朱曦，也是朱其慧抚养长大的侄女，突然上门，竟然是为姑父熊希龄提亲的。熊希龄年长毛彦文二十八岁，此时已退出政坛，创办了香山慈幼院，一心从事慈善事业。

凤凰才子熊希龄擅长写诗填词，以此传情，最终打动了毛彦文。1935年2月，经过一场盛大的婚礼，毛彦文从此成了熊夫人。婚后，毛彦文辞去了教职，陪伴丈夫一起做慈善。

毛彦文与熊希龄的合影（1936年）。图源：《往事》

但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准备赴长沙主持救济工作的熊希龄，12月在香港中转时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了伤心欲绝的毛彦文和未尽的慈善事业。与熊家有亲戚关系的许地山，协助毛彦文料理了后事。

毛彦文擦干眼泪，接过了香山慈幼院，肩负起有关教育、技职推广与师资培训等各项重任，并积极在湖南、广西等地创办分院，将丈夫的事业变成自己的事业。

1949年，毛彦文随身只携带了少量现金抵达台湾，以为很快可以重返大陆。为了谋生，也为了接济亲人，第二年毛彦文到了美国，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做过编辑，也在华盛顿大学做过研究工作。期间几次因病住院，得到过金女大校友严彩韵、胡秀英、谢文秋等人的无私帮助。

毛彦文晚年回到台湾定居，一直在教育界服务到七十余岁才退休。忆起朋友胡适的鼓励，毛彦文将跌宕起伏的一生写成《往事》一书。她勇敢地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至于是非功过，交由后人评说。

朱君允：纵被无情弃，我做我自己

朱君允，原名朱驈，1894年生于湖南常德，是朱曦的堂妹，也是熊希龄第二任夫人朱其慧的侄女。朱其慧的三哥曾任知府，正是熊希龄的师长和伯乐。

朱驈，1922年毕业于金女大，是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毕业后，改名为“朱君允”。据她的女儿推测，大概是取“君子一诺千金”的意思。朱君允的一生，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1923年，朱君允跟随姑母朱其慧一年。当时，朱其慧正忙着与晏阳初、陶行知一起推行平民教育，既出钱又出力。1924年秋天，朱君允赴美留学。不久，结识了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戏剧的中国留学生熊佛西。熊佛西后来成为了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此时的他，已小有名气，对年长六岁的朱君允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不惜为此对同在美国留学的朱君允的胞弟苦苦恳求。朱君允招架不住，写信回国征求家人的意见，却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即便如此，朱君允与熊佛西还是于1925年在美国结为夫妻。

1926年，夫妻两人双双获得硕士学位，携手回国。熊佛西担任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的主任、教授。朱君允在这一年诞下了长子性美，随后几年又相继生下了两个女儿性慈、性淑。相夫教子的同时，朱君允也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课。一家五口，经济宽裕，其乐融融。

家里的后院很大，熊佛西常带着学生在那里排练戏剧，孩子们兴致来了，也会在那里开个小型的运动会。朱君允自幼受到过严格的传统训练，又兼具西学的功底，闲暇之时，读书、填词、写字、作画，良好的学识和修养，让她将家布置得温馨高雅，也让她与熊佛西的朋友相谈甚欢，许地山、金岳霖等文化名人，甚至张大千都曾是他们家的座上宾。

为支持平民教育，熊佛西一度赴河北定县开展戏剧实验，朱君允也陪同前往，教当地人读书识字。

十一年幸福的生活，湮灭于卢沟桥的炮火之中。不愿做亡国奴的信念，让朱君允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先避居天津租界，而熊佛西则一个人去了大后方。起初常有信来，间或还有汇款，渐渐地信越来越少，更见不到钱款。朱君允靠积蓄支撑，却不敢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将他们送进有名的学校，又专门请了英国教师，让孩子们在英语入门阶段就能练出标准的语音、语调。正是朱君允的远见，为子女后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君允与熊佛西在北平的合影（1937年）。图源：《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

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手里讨生活，经济逐渐陷入困顿，再加上有熊佛西移情别恋的消息传来，朱君允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孩子们辗转千里去成都寻夫。在亲友们的资助下，朱君允和孩子们从天津上船，到上海中转的时候，受到了毛彦文的热情接待。长子性美在上海意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竟然要求与朱君允离婚。震惊之余，性美只得与毛彦文商量，最后决定暂时向母亲隐瞒真相。

从上海，再乘船至香港，朱君允住进了许地山的家里。朱君允正是许地山和现任夫人的介绍人，所以在收到熊佛西要求离婚的信件时，第一时间拿给了许地山夫妇。他们鼓励朱君允继续往成都去，希望熊佛西在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之后可以回心转意。朱君允带着巨大的悲痛，在孩子们面前却仍然表现得若无其事。

从香港，到越南海防，再转入昆明，一路艰辛。在昆明准备分两批乘飞机去重庆的时候，性美向母亲坦陈了父亲寄到上海的信件，好让母亲有个思想准备，这时母子才敞开心扉，共同面对不幸。

1940年，抵达成都的第二天，朱君允在晏阳初的家里，见到了一别三年的熊佛西。此时，熊已与他人另筑爱巢，不仅公然弃发妻于不顾，还要决绝抛下三个未及成年的小儿女。据说，熊曾扬言：朱君允不是一般的女子，她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成人。全然不顾惜，战火纷飞之下，一个年近半百的女子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将孩子们都抚养长大。夫妻之间，感情不再，可以分手，但为人父的责任怎能如此轻易放下？

朱君允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小人！言而无信，不负责任的小人！”就毅然担起了全部重担。很快，熊佛西离开了四川。从此无论多艰难，夫妻、父子之间再未通音信，也再未得到过任何照拂。

在如此困境之中，朱君允金女大时的学姐、已担任金女大校长的吴贻芳伸出了援手，聘其至已迁入成都的金女大讲授“西洋通史”和“英国文学”。为了增加收入，朱君允还在校外兼课。即便如此，她仍坚持笔耕不辍，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见诸报端，有对故居的回忆，有这一路的见闻，却绝没有只言片语哀叹身世的飘零和内心的愁苦，后来这些文章被汇集成《灯光》一书出版。

金女大的音乐系和体育系都极有特色，朱君允为孩子们在音乐系报了班，在体育系找了老师，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能沉浸在音乐和舞蹈的世界里。朱君允自己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孩子们讲古文、教英语。即便是缺失了父爱，即便时常半饥半饱，孩子们仍然个个坚强乐观、热情友善。

1942年，因为物价不断上涨，朱君允正为入不敷出发愁的时候，收到了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的来信，请她前去乐山担任武汉大学的女生指导并授课。为了筹措旅费，只得让儿子跑了一趟当铺。这样清贫的生活，让儿子忍不住怀念起在北平的好时光而心生抱怨。朱君允正色道：“妈妈为什么带你和妹妹来四川，这里生活是苦，可是你要知道，在北平日本人要你们当亡国奴，念日文，不能学中国历史，你愿意吗？有些东西很宝贵，人活着就不能丢掉，是钱买不到的。”这样的教诲，成了孩子一生的宝贵财富。

在乐山，朱君允担任了大量事务性工作，这是她未曾接触过的。尽管如此，她全身心投入，从头学起，很快成了女学生们的知心姐姐，为她们排忧解难、答疑解惑。家里，也时常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拜访，窗明几净，欢声笑语。前来拜访的，还有朱君允的同事，谈论的不管是古典诗词，还是英美文学，都成了孩子们绝佳的学习素材。

随着抗战胜利，1946年武汉大学从乐山搬回了珞珈山，朱君允也带着孩子们迁入了武汉的新居，恰巧与吴宓成了邻居。朱君允在外文系任教，因为参加过集会，同情进步学生，在1947年发生的“六一惨案”中，成了唯一被捕的女教授。获释之后，她热切期盼着新中国的建立。

孩子们渐渐长大，朱君允一方面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一方面不失时机地鼓励孩子们求学。

长子性美曾自作主张从重庆的中央大学跑去青岛担任美军翻译，抗战胜利后来到武汉进入华中大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后来留校任教，成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

大女儿性慈，几度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养，朱君允给予精心照顾，后来考入了中原大学声乐系，圆了学习音乐的梦想。

小女儿性淑，1948年收到了金女大的录取通知书，正为学费发愁的时候。旅美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给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女儿寄了20美金，嘱其资助困难学生，这笔钱正好解了性淑的燃眉之急，让她得以来到母亲的母校继续学业。不过，因为战争的关系，性淑在第二年转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未及毕业就去参了军。退伍以后，在母亲的鼓励下，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毕业以后，分配回武汉的高校，因为形势变化，被要求教英语，凭借着年少时母亲为其打下的功底，得以从容应对。性淑的婚礼，是由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查谦亲自主持的，查谦的夫人黄孟姒正是朱君允在金女大时的同窗。

凭借一己之力，将三个子女全部送进大学的朱君允，在1952年外文系被调出武汉大学以后，担任了工会副主席，后来又当选了湖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50年代末，朱君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身体也饱受病痛的折磨。长子专程请假赶到武汉，帮其办理了退职手续，并接到天津奉养。又为朱君允寻医问药，治好了身体。

朱君允（右二）与长子一家（1962年）。图源：《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

在天津，朱君允度过了最后的时光。闲暇之余，信手填词“欢娱苦辣原非命，清露娇阳等玉醅，古来金石为诚开。调羹味，赚得友情来”，亦颇有趣味。

朱君允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诗文集《灯光》，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中。偶然的机缘下被朋友发现，交到子女的手中。为了寄托对母亲朱君允的哀思，性淑根据自己的记忆，提笔写下了母亲后半生的遭遇，由性美作序，附上《灯光》里的散文、诗歌、译文等作品，集成《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一书出版。

朱君允这一生，甜蜜过，也痛苦过，但即便再艰难，始终没有抱怨，始终没有懈怠，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她努力做自己，在逆境中活成了女性的榜样。

余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曾在日记中写到：“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

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上下求索，不过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的权利。接受教育，是途径；经济独立，是保障；自由选择，是目的。自由地选择结婚或单身，自由地选择事业或家庭。无论做何选择，希望在职场上不会因为性别受到歧视，可以与男子同工同酬，可以获得与男子同等晋升的机会；希望在家庭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尊重，家务劳动可以与丈夫同等承担；希望社会可以给予更多支持、更多理解和更多宽容。女性的自由独立，不正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吗？

毛彦文选择了夫唱妇随，因为熊希龄的猝然离世，毅然接过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蔡葵和倪逢吉选择了两者兼顾，她们不仅自身事业有成，还成为各自丈夫身边最坚强的后盾；朱君允先选择了家庭，亦可以独立地为事业打拼，还承担起教养子女的全部责任。不管她们的选择如何，她们都以独立的名字出现，活出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希望有一天，全世界的女性都能获得更独立的地位，从而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论你爱或不爱，

我一样爱着自己，

遵从内心，

向往光明。

致谢：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朱茗老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王秋雯，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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