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让孩子更聪明？英生物学家：不要浪费您的钱-凯发游戏

撰文 ｜ dan falk

翻译 ｜ 玉宝

基因工程（或遗传学工程）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它引发的争议比任何其它领域都多。任职于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马修·科布(matthew cobb)，在其新书as gods: a moral history of the genetic age（暂译名：《扮演上帝：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问题》）中深入探讨了该领域的跌宕起伏。

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50年前。1972年人类发明了dna重组技术，可以把来自两个或多个物种的基因进行编排。科布在书中写道，这一年“标志着人类改造基因的能力发生了质变——（生物演化背后的）‘盲眼钟表匠’变得精准和随意”。1973年，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 和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研发了一种技术，可以轻松地将外源基因转移到大肠杆菌的基因中，实现了全球首个转基因生物。次年，鲁道夫·耶尼施（rudolf jaenisch）做出了全球首个转基因动物——一只小鼠。

如科布新作的书名所示，科学家最近就像拥有了上帝般的力量：实现了在基因层面改造生物体。这种力量可以造福人类，例如针对疾病的基因疗法，或研发出具有各种抗性的农作物。但是，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一直在暗潮涌动。

20世纪70年代早期，科学界就非常关注基因工程，有些知名科学家甚至呼吁暂停这一技术的研究。这些担忧促成了1975年的重组dna国际大会（又叫阿西洛马会议，因为在加州asilomar举办），科学家聚在一起专门讨论了基因工程中的潜在问题。会议没有叫停这一技术，其焦点反而放在了如何在不造成公共危害的前提下继续开展相关研究。

随后几十年，基因工程领域加速发展，也伴随着诸多争议。1996年，克隆羊多莉成为新闻头条，人们想知道克隆技术能走多远、走向何处。影响到种系细胞（将基因组传递给下一代的细胞）的基因操作，往往会引起特别的担忧。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了多个人类胚胎，这些胚胎移植后诞生了两名双胞胎女孩。一时间舆论沸腾。此后，人们越来越担忧改造后的病原体发生泄露或其它形式的生物恐怖主义。

在科布看来，基因工程研究的两幅面孔难解难分——造福人类或带来噩梦。他坚信这项技术太重要了，决策不能只靠科学家。

对科布的采访通过zoom进行，访谈内容出于篇幅和清晰的需要做了部分编辑。

生物学家、历史学家马修·科布(matthew cobb)

undark：人们经常听到的批评是，基因工程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在“扮演上帝”。我知道这很难一概而论，但科学家是否做了足够多的宣讲来让公众了解自己的研究，并提防技术误用的后果？

科布：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总体上是积极的。科学家、遗传学家从70年代早期就已经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在风险。至少，科学家意识到要确保他们所做的任何实验，如果确实产生了意外的后果，那么在机制上要保证这种风险只停留在实验室中，不能扩散出去，不能感染任何人或其它生物体。

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它（阿西洛马会议）举行时，当时没有公众在场——我认为这影响深远。对基因工程持批评态度的各种人士，包括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业内人士，都受到邀请参加这一会议。但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只是被用来装点门面，所以他们不打算到场。因此会议中没有声音说，“等一下”。

但记者在那里——大约有十几名记者。这意味着会议一旦结束，全球主要报纸都会报道会议的经过。所以记者们见证了会议中发生的事情，并且报道了出来。我认为，这一不回避公众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undark：科学家是否需要更加公开地告知谁资助了他们的研究？我注意到，近年的期刊论文确实有关于研究资金的来源的说明，以及作者们关于利益冲突的声明。这里面有哪些教训？

科布：是的，期刊要求作者公开，但出现的比较晚。上世纪90年代，《自然》杂志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投稿给我们期刊的人都是善意的科学家，而不是见利忘义的人”。无论如何，当时作者是否公开资金来源并不是一项伦理要求。

当然，人们在谁资助了他们这个问题上应该透明。我认为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把某些热门领域的东西申请了专利，并且涉及到大量的金钱利益，那么最终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氛围。这种氛围在8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话，同一个实验室里人都不会或不能畅所欲言，因为有保密协议或类似的东西。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私人实验室，那可能没关系。但这个问题终将破坏学术研究。我的意思是，一般来说科学研究在保持开放的基础上才能蓬勃发展。如果科学家整天担心自己讲出来的东西会被偷，那么什么都不讲的话你的声望会下降。反之讲太多的话你会失去金钱，与你签订工作合同的人会起诉你“泄密”，这种情况显然非常糟糕。

现在这种氛围不像80年代那样压抑，当时确实存在一种“快速致富”的氛围——因为有些人确实赚了不少钱。

undark：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使用crispr技术对两个胚胎的基因进行了修饰，她们作为双胞胎出生现在已经是孩子了。您描述这个事件是“国际科学界和生物伦理学界的失败”。当时是否应该有人尝试阻止贺博士所做的事情？

科布：毋容置疑，我确实这么说过；但是这个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贺建奎本人。他是一个非常愚蠢、有勇无谋、充满野心的人，他造成的影响超出了他能控制的范围；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推卸责任。他认为他可以做自己事实上没有能力去做的事。

这个实验错的非常离谱。没有理由那样做。她们（胚胎）没有遗传性疾病，完全是正常的胚胎。贺在她们的dna上引入了突变，其中一些突变是地球上任何前人身上从未出现过的，并且这些（突变后）序列也不存在于自然界其它生物体上。现在的结果是，这些女孩的基因组是镶嵌的（既有突变的，也有未突变的），她们体内不同细胞的突变并不一致。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突变是否会影响她们的健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实验。

我想说的是，2015年以来，相关实验一般在灵长动物上进行，或者用已经不能存活的人类胚胎开展crispr技术研究。这些人类胚胎一般是体外受精过程中产生的异常胚胎，无法正常发育和存活。这样做的话争议不大，因为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技术。

科学界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看法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一领域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必要举办一场大型会议进行讨论，就像当年的阿西洛马会议一样。因此2015年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议，数千人到场参加并在全球进行了直播。会上有很多伦理方面的讨论、很多与病人相关的议题，这次会议有很多公众参会。

当时科学界实际上并没有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相反他们说的是，我们应该谨慎地将基因工程应用于种系细胞——这是会遗传下去的。并且当时一系列的报告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到了什么程度呢？2017年科学杂志在回顾华盛顿会议时，科学界说这是对基因编辑胚胎亮了“黄灯”——意思是“谨慎前行”。这不是红灯。科学界没有明确说不要这样做。

或许有人说过不要这样做；但是这个建议是模糊的。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想干什么？贺建奎真的把黄灯当成了黄灯：“行，我小心点就可以往前走。”

undark：面对政府、国际机构的自由放任或严加管控，类似“只能做这种研究、不要做那种研究，如果你做第一种研究，必须被精准管理或控制”的说法，是否会让科学家感到撕裂？

科布：我自己觉得目前的松紧程度很合适。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监管。但需要说明的是，贺建奎当时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多大程度上是非法的，依然存在很多争论。回溯到那个十年的开始，当时有很多基因工程领域的论文可以套用这句话，“好吧，这种研究在中国才可以发生。”学界认为早晚要出事，因为中国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对各种生物体进行基因操作的意愿非常非常强。研究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快速出成果。

贺建奎也承担了类似的压力。的确，虽然他在非公开的法庭上受审并被判处三年徒刑，但是他的罪名是非法行医罪。而不是“你变异了两个孩子”。

如果他试图在欧盟、英国这样做，那么肯定是非法的。澳大利亚也一样。在美国，若用联邦资金或联邦资源这样做，是非法的。如果他在美国的私立机构中使用私人资金来做，那么就不涉嫌违法。

undark：我记得“设计婴儿”这个词早在crispr技术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而且总是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了解历史的人知道，20世纪上半叶优生学一度非常流行。你书中没有出现优生学这个词，但它投射出了巨大的阴影，对吧？

科布：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植入前胚胎选择就是优生学的一种形式。这是软优生学，是患者自愿的优生学。我们为不育不孕夫妇提供了生育孩子的可能性。通过胚胎筛选，你实际上改变了基因频率，这就是优生学的实质。但在群体水平上这种改变微不足道，大多数遗传病实际上由自发突变引起。造成不育不孕的突变不是家族性的，那么很难对其进行医学干预。

所以实质上胚胎筛选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但是，在技术层面它改变了人类的基因频率，极其微小的改变。关键问题是，胚胎筛选是出于善意，也没有强迫。你不是（像优生学那段历史中）在给人们施行绝育，这在美国、加拿大或瑞典都发生过。

但是就如你刚才提到的“设计婴儿”，如果知道特定性状背后的基因，那么不就可以进行胚胎植入前筛选吗？也就是说，现在对胚胎进行测序不是为了找出它是否携带某些致病基因，而是为了找出它是否携带具有智力优势、蓝眼睛或其它特性的基因。事实上，美国已经有一些公司愿意为您做这件事。

不要浪费你的钱，这是我的强烈建议。你不能在英国这样做，这是完全非法的。但在美国，你可以这样做，但你不应该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些公司做不到他们承诺的事情。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宝宝，那么我都不知道在技术上如何实现。我的意思是，智商确实是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但有成千上万的基因参与。改变基因，不如让你的孩子多阅读。

undark：我们讨论了基因编辑技术的一些风险和可能的威胁。那么，现在说说它的益处，这些研究促成了哪些基因疗法？

科布：基因疗法是一种改变人类体细胞基因的技术，不改变卵子或精子，因此这些（改变后的）基因不会传递给下一代。crispr以及大家忽视的前几代的基因编辑技术，通过临床实验，往往是为了治疗哪些丧失各种能力的遗传病患者。

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19年美国一位名叫维多利亚·格雷（victoria gray）的非洲裔女性，勇敢地决定配合科学家来改变自己的红细胞。她患有让人虚弱的镰刀状红细胞症，这种病不仅发生在非裔美国人中，在非洲也比较常见。它源于血红蛋白发生突变，使得红细胞看起来像镰刀状，这是它得名的原因。科学家改变了她的红细胞，不再产生异常形状的血红蛋白，而是产生了我们在胎儿时就有的那种血红蛋白，胎儿血红蛋白，这两种血红蛋白背后参与的基因不一样。

科学家提高了她体内胎儿血红蛋白的含量；没有改变患者的基因组，而是让机体生产了更多的胎儿血红蛋白。治疗开展三年后，她依然很健康。又过了几个月，她说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疼痛了（译者注：镰刀状红细胞症的症状之一）。

作者简介：dan falk @danfalk是一名生活在多伦多的科学记者。他著有《莎士比亚的科学》和《追寻时间》。

原文链接：https://undark.org/2023/01/06/interview-matthew-cobb-on-the-ethics-of-genetic-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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