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意义，从牛顿手稿的尘封往事谈起
编者按：
你对科学史研究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认为，科学史不过是科学家消遣之余写写科学故事的想法？你是否认同，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师，同时也是《牛顿手稿漂流史》的译者王哲然老师撰写的文章。他从《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的翻译说开去，清晰阐释了科学史在科学相关的文本与物质遗产保护、整理和研究中发挥的重要和意义。
《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现在为赛先生读者专享，全网独家销售至4月30日。购买图书，赠送联名精美明信片（4张），限200套。另有牛顿桌面装饰画套装供选择。
撰文 | 王哲然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1727年3月31日，一代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issca newton）与世长辞，距今已过去整整295年。牛顿的思想遗产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现代科学的走向，生活在后牛顿时代的每一位现代人，几乎都能多多少少说出一些关于他的成就和轶事：万有引力定律、微积分、色散实验、反射望远镜，以及那颗著名的苹果。然而，如果提到牛顿留下的有形遗产——上千页共计860万多字的手稿，恐怕除了专业的牛顿学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它们的下落。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在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去世之后，他的手稿一定会得到细心保管，有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解读、出版。事实上，在动笔翻译《牛顿手稿漂流史》之前，我虽已对牛顿手稿流传的曲折经历有所耳闻，但绝没有意识到，真实的历史比预想得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
《牛顿手稿漂流史》原书名为the newton papers: the strange and true odyssey of isaac newton's manuscripts，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其作者是英国科学史家萨拉·德里（sarah dry）。德里女士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取得剑桥大学科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在致谢部分，她坦言本书的创作得到了她的丈夫罗布·艾利夫（rob iliffe）的鼓励。艾利夫教授是目前牛顿手稿数字化工程——“牛顿项目”的主编，是当今最重要的牛顿学者之一。为了写作这本书，德里亲自走访了世界各地收藏牛顿手稿的图书馆，并与相关学者、书商密切通信，正是基于这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使得整部作品史料翔实，严谨可信。不过，这本书并非枯燥的学术著作，作者运用其高超的叙事能力，将两百多年间牛顿手稿的流传历程，叙述得如同一部丝丝入扣、高潮迭起的历史大剧，令人不忍释卷。
本书涉及的人物众多、千头万绪，但总体上围绕着牛顿手稿这条主线开展。大体上说，牛顿手稿的命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牛顿去世的1727年至1872年，这一时期手稿被小心地保护起来，特别是在1740年转移到朴茨茅斯家族的庄园之后，只有少数人有幸查阅。第二阶段始于1872年，这一年手稿送回剑桥大学，在之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被重新整理和编目。其中，与科学相关的手稿从此留在剑桥，而涉及其他如炼金术和神学等主题的手稿，仍被送还庄园。第三阶段从1936年至今，朴茨茅斯家族决定公开拍卖剩余的所有手稿，手稿就此流散各处。不过，经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的不懈努力，几乎所有牛顿手稿都有了稳妥的归宿，收藏于各个大学或机构，供学者研究之用。
尘封的牛顿手稿
牛顿手稿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被雪藏，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对此，书中给出了深入的分析。18世纪初，对于纸质材料，人们尚未形成健全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机制，很多名人的藏书、手迹和手稿，都伴随着主人的离世而失散殆尽。牛顿生前并未留下遗嘱，从未交代财产的去向，使得其纸质遗物原本也处于危险境地，譬如他的近2000册藏书，就以300英镑的低价贱卖给了一位典狱长。万幸的是，遗产继承者中尚有头脑清醒之人：牛顿外甥女凯瑟琳·巴顿和她的丈夫约翰·康杜伊特。夫妇二人长期同牛顿生活，深知手稿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监督下，牛顿手稿得到妥善保管，并且被首次编目。康杜伊特夫妇相继去世后，手稿由他们的女儿姬蒂·康杜伊特继承。次年，姬蒂嫁给了朴茨茅斯伯爵之子的约翰·沃洛普，从此，手稿移居朴次茅斯家族的祖宅——位于汉普希尔的赫斯特本庄园。朴次茅斯家族成员生性保守多疑，对于查阅手稿的请求百般阻挠。然而，客观地说，这多多少少是对手稿的一种保护。
牛顿手稿内容的复杂性也进一步阻碍了对其解读的进程。一来是由于手稿涉及的领域极多：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宇宙论、古代炼金术、历史学、《圣经》解读、神学等等。每一位读过牛顿手稿的学者，无不在惊叹于其思想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迷失于错综复杂的知识迷宫之中。其次，部分手稿还表现出牛顿鲜明的反三一神论观点。在牛顿看来，三位一体观念——即神具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并不属于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它完全是罗马天主教会篡改圣经、凭空捏造的产物。尽管英国圣公会早在16世纪就已脱离罗马教会，但在三位一体问题上依然遵循传统，视一切反对者为异端。
牛顿生前的种种迹象，已经或多或少暴露了自己的神学倾向，然而，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担心，手稿的公开势必坐实牛顿的异端身份，从而危及到他乃至全英国科学家的声誉。1775年，时任皇家学会会长的塞缪尔·霍斯利计划出版牛顿的著作全集，他费尽口舌，最终获得机会进入赫斯特本庄园。然而遗憾的是，他仅仅从中选取了几份与科学相关的材料，作为对牛顿公开出版著作的补充，放入自己的并不完整的“全集版本”之中。书中交代了霍斯利全集编辑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难，特别指出霍斯利在宗教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是他放弃公开更多手稿内容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此后的事实也表明，牛顿手稿整理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曲折的公开之路
就在牛顿手稿安放于赫斯特本庄园的100多年时间里，庄园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次工业革命、进化论的提出，将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与手稿相关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本图书和手稿收藏行业的兴起，二是科学史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成长。在我看来，对牛顿手稿两次公开的历史背景的铺陈，是本书的写作亮点之一。特别是对印刷史和图书史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从中读到新鲜的史料。
欧洲现代的善本收藏热出现于19世纪初。一开始收藏兴趣仅限于早期印刷本，后来才逐渐扩大到手稿。人们慢慢意识到，手稿不仅仅是用于排版的中间产物，而是凝结了创作者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起初，善本收藏的主题集中于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而后逐渐延伸到了科学。科学史的专业化最早便源于这种对科学文本的痴迷与收藏活动。1840年，醉心于科学手稿的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创建了科学历史学会。这是历史上第一家以科学史研究为己任的学术团体，虽然仅仅维持了6年，但意义重大。
公众对善本和手稿收藏热情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推动大批英国贵族公开私家藏书。其中，有些人是出于公心，认为这些珍贵文献属于国家财产，理应得到更好的研究和保护；有些则完全出于私人考虑，只是想着卖个好价钱。这两种情况，牛顿手稿都经历了。1872年，朴茨茅斯伯爵五世决定，将牛顿手稿中与科学相关的部分无偿捐赠给剑桥大学，但要求归还剩余的、与科学无关的手稿。显然，伯爵并不想彻底斩断家族与牛顿之间的关系，他对牛顿饱有深情，甚至自己的名字就叫艾萨克·牛顿·沃洛普。
然而，到了1936年，全部剩余手稿在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则是由于九世伯爵杰勒德·沃洛普身陷政治漩涡和个人丑闻，急于利用手稿套现。由于这次拍卖，牛顿手稿再次面临失散的风险，但此时封闭稳定的手稿交易圈已经形成，手稿即便在不同买家中多次易手，也不至完全销声匿迹。这确保了日后凯恩斯、亚伯拉罕·亚胡达等人能够根据专业书商提供的线索，逐步回购、整合在拍卖会上流失的手稿。凯恩斯的收藏多集中于炼金术手稿，亚胡达则聚焦神学。他们后来将所藏手稿分别赠予了剑桥大学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牛顿手稿的曲折经历，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科学史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当手稿于1872年送回剑桥后，大学立刻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四人小组，负责手稿的整理工作。该小组的人员配置，以当时的标准看，不可谓不强大：数学家、天文学家约翰·库奇·亚当斯（即错失海王星发现权的那位，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结合亚当斯的治学特点进行了精彩分析）；物理学家、卢卡斯教席教授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同时精通数学和古典学的亨利·理查兹·卢亚德以及化学家乔治·利文。
然而，仅仅是对手稿的分类、整理和编目——尚且谈不上研究，就拖延了16年才告完成。由于缺乏专门的学科建制，这项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完成，这是造成拖延的重要原因。此外，因为缺乏学术规范和历史意识，四个人均没有记录手稿的原始顺序，并且严重低估了炼金术和神学手稿的价值。更糟糕的是，这项工作后继无人，甚至导致牛顿重要的早年笔记本遗失在剑桥图书馆中。直到20世纪专业研究者进行调查，才最终将其找到。可见，对科学相关的文本与物质遗产进行保护、整理和研究，呼唤一门新兴学科——科学史的诞生。否则，即便如牛顿这样的科学巨擘，其有限的文化遗产也终将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殆尽。那种认为科学史不过是科学家消遣之余写写科学故事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了。
科学史的兴起与牛顿产业
当1936年牛顿手稿得以全面公开之时，科学史的建制化方兴未艾，为日后的手稿解读和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与两位先后移民美国的欧洲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比利时学者乔治·萨顿于1913年创办了专业刊物《伊西斯》，1915年移居美国，创设了科学史学会，并参与创建了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二战期间，出生于俄国的犹太学者亚历山大·柯瓦雷（来到美国讲学，他以思想史的宏大视角，对科学革命和牛顿综合的意义进行高度概括。可以说，萨顿赋予科学史以形体，而科瓦雷为其注入灵魂。1957年，科瓦雷与萨顿的学生科恩合作编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集注本，该版本涵盖了1687 年、1713 年、1726 年出版的三个版本的《原理》印本，第一版排版时用到的稿本，以及牛顿为三个版本所做的全部注释，最终于1972年出版。
20世纪50年代以降，随着科学史学科的成熟，一系列基于未公开的牛顿手稿的考订版本和相关研究相继问世，形成了所谓的“牛顿产业”。其中，代表著作包括：赫伯特· 麦克拉克伦的《神学手稿》；皇家学会主持编订的《艾萨克·牛顿的通信集》；鲁珀特·霍尔与玛丽·博厄斯·霍尔夫妻编辑的《艾萨克·牛顿的未出版的科学手稿》；赫里韦尔的《牛顿 〈原理〉之背景》；怀特塞德主编的、煌煌八卷本的《艾萨克·牛顿的数学手稿》；夏皮罗的《艾萨克·牛顿的光学手稿》等等。
牛顿产业（也包括其他一些产业，如“伽利略产业”、“达尔文产业”等）的形成为科学史学科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早期的牛顿手稿编辑者便发现一个悖论性的事实：那些越是对少数历史学家有用的版本，就越是对大多数普通人无用。新涌现的成果固然加深了我们对牛顿思想的认识，同时也使得牛顿的形象变得极度复杂、乃至模糊不清。显然，更多的细节使我们离历史的真相更近，却离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更远。正如20世纪最重要的牛顿传记作者韦斯特福尔所言：“教科书上的那个牛顿早已脱胶掉落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把这些碎片完整地拼接到一起。”科学史的专门化发展使得学者的工作不得不陷入某个狭小的领域，从而也越来越像个产业工人——他/她或许对安装某个汽车零件了熟于心，却不知道整台汽车的原理和功能应该从何讲起。一名科学史研究者应该如何从对史料的微观考据走向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如何在作品的“可信”与“可爱”之间取得微妙平衡，这是本书最后两章所着重探讨的问题，值得每一位科学史从业者反思。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牛顿手稿本身的流传历程仅仅是《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的主线。本书实际还包含另外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牛顿形象的变迁及其对大众科学观的影响。牛顿是否经受过精神崩溃，是否存在精神疾病？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天才的大脑异于常人？牛顿是否存在道德缺陷，导致他睚眦必报、公报私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将科学家与高尚的品格联系起来？这些问题伴随着与牛顿相关历史材料的不断披露，在18–19世纪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促成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挑战或捍卫牛顿的尊严。此外，本书的另外一大看点，是与牛顿手稿和收藏相关的人物精细刻画。一位犹太语言学家为何醉心于收藏牛顿手稿？一位美国的金融投资家为何会创立重力研究基金会，并致力收藏所有和牛顿有关的物品？这些精彩的故事，在此不再剧透，还请读者们去书中一一寻找答案吧。
（本文选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序言，作者为该书中文版译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师王哲然。经出版社授权发布，题目为编者所加，内文略作修改。）
责编 | winner
制版 | 小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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