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药才是“救命药”的源头 | 视频-凯发游戏

►7月29日下午，在《知识分子》主办的“知识论坛”上，亚盛医药共同创始人、董事长杨大俊指出，创新药需要良好的生态系统。

讲者 | 杨大俊

整理 | 杨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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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题围绕一个很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首先来讲讲这个电影。我看了这部电影，也组织了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看了这场电影。我认为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比中文名字起的好，dying to survive，讲了癌症边缘生存的人们挣扎的生活。

电影讲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从病人的角度，讲了中国癌症病人现实的悲惨现状；二是从制药企业角度，制药企业在这里面变成了反面角色，从电影角度来看他讲了一部分的现实情况，但它是扭曲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药企研发出来的新药，病人将无法得到救治。

今天我从新药研发人员的角度来讲讲做药的难处和它的意义。

新药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一个新药研发成功平均要超过10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早期阶段，在大学研究所里的研究平均需要20~25年，主要研究药的机理。如果说近十年有新药，那是因为过去30年、40年做了大量的研发工作。然后进入开发阶段，合成化合物筛选优化，才能做到临床一期。临床一期是测试它的安全性以及pk（药物代谢动力学）、pd（药物效应动力学）。安全是第一，药不安全没法往下走。然后才是二期、三期。这个过程平均5~10年，最后才到产品，药监监管部门批准上市。总之，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过程。

与仿制药不同，做新药最关键的是专利。从产业链最早的原料，到生产、临床前、临床开发，到金字塔的塔尖都是专利药。只有专利药才能有全球的保护，才有生产、销售的权利。

在过去几十年来说，中国大部分制药企业做的是仿制药。中国在全球做专利药或创新药是很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外公司的药可以达到百亿的销售额，因为它的市场占全球大多数。

中国癌症现在面临两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药物的可及性问题。国外已经研发出来的药，平均需要5~7年后才能进入中国。即使批准上市，包括格列卫，中国大部分的患者仍用不起这些药。

在这里向分享一个老话题——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当医生在患者需求时，他可能是上帝，可能是天使；但一旦把病治好了要收费时，医生变成了一个人，甚至是魔鬼。

这也是医药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医药企业花费十年时间来研制新药，它不应该再承担支付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医药企业与患者关系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需要社会共同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和公众应该予以支持。

一个创新药的生态系统，需要政策、能力、投资三个方面。能力建设由企业决定，以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为主导。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这个名字，而是要解决市场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政策环节的支持，包括知识产权、注册法规、监管、市场准入，以及政府的投入、资本的投入。

从企业来讲，要做出安全有效的好药是非常不容易的。临床最后的标准很简单，第一安全，第二有效。这里风险是非常大的，有几个瓶颈。

过去我们做完药理研发去审批，平均要等两年；再做完临床，又要等两年。这就浪费了宝贵的研发时间，和我们病人的宝贵时间。2015年之后，政府开始改变了审批流程和相关政策，自主药研发审批进入了加速期。尤其是临床急需药品有条件批准上市、拓展性临床试验等政策非常有实际意义。

美国企业在2016年的新药研发投入达到了1500亿美元，未来会达到2000亿美元以上。每一家排名前十名、二十名制药企业公司每年平均投入70亿美元，这是中国没法比的。同时美国政府投入和各种社会基金解决另外一半问题，每年对生物医药的投资达到2000-3000亿美元。

全球畅销创新药100强美国占44家，而中国在100强中还没有席位。这和我们的投入是有关系的，因为投入少，专利保护也少，专利药也就少了。

过去抗肿瘤靶向药只有2个纳入医保，去年有17个被纳入。即使这样整个中国一年市场上用抗肿瘤药是138个，整体费用是1300亿人民币，就可以知道咱们在整个肿瘤医保投入是多么少。

进入医保之后“以价换量”大家可以看到很大的改变。以乳腺癌药赫赛丁为例，进入了医保后降低了70%的价格。现在这个药的情况就是供不应求。

最后讲一点。中国1300亿人民币能做什么？建港珠澳大桥超过1300亿，建高铁、造磁悬浮超过4000亿，南水北调工程超过5000亿。这说明了什么？整体来讲，投入太少，产品进入市场后投入更少。这是造成整个做创新药的困境，以及病人困境的重要原因。

嘉宾简介：杨大俊，亚盛医药共同创始人、董事长，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肿瘤遗传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