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未来，在于“数文章”的终结-凯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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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磊（美国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物理系）

          刘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楠（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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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前，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后，没发论文（当时也没有学术期刊可以发论文），却把他的发现写成一本书，在临终前正式出版。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米林·昂内斯（heike kammerlingh onnes）首次发现了超导之后，实验结果发表于莱登大学的学报。之前，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已发行了世上首个学术期刊《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卡米林却没把稿子投过去。超导发现前六年，当爱因斯坦把他的狭义相对论发表于德国期刊《物理年鉴》前，他把他的研究结果与他相熟的朋友进行了讨论。有了研究成果就马上发论文的习惯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论文数量的快速增加跟写作方式的技术进步有关。1970年代前期，论文手稿要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敲出来，所以，“高产”的物理学家每年只出几篇论文。能够每年出7、8篇或更多文章的，是70年代末个人电脑普遍化之后的事情。

在现代的私人企业，比如ibm，有些研究成果只在内部刊物发表，有用的重要成果根本不发文章，只申请专利，更重要的成果甚至连专利都不申请，为了严格保密。所以，有了研究成果不一定要发表。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很多硏究结果，做完就放在抽屉，不发表（他认为这些结果不够重要，发这种文章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系里有些学生兴高采烈的去找费曼，告诉他自己刚做出的得意结果；费曼慢条斯里的从抽屉把几页纸拿出来，说自己早做了，学生只能败兴而去。

可见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自然界的秘密，而非发文章，发文章只是做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这个来自古希腊关于科研目的的传统，是国外绝大部分好科学家的共识，在国内1980年代以后，由于老将凋零、人才断层，渐鲜为人知。

从事科学研究，为什么要发论文，一般人以为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这是错的。发论文其实是为了获得“首发权”，抢得作者在学科发展上的历史定位。当然，论文发表后能促进学术交流，但那只是个副作用，而不是发论文的目的。如果发论文只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卡米林为什么不把他的超导结果发表在发行量更广的《哲学汇刊》上？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有了结果，就马上在《物理年鉴》上发表，而浪费时间在与朋友私人讨论上？

当前，很多科研领域中同行人数众多，竞争激烈，如果获得研究成果就立刻在期刊上发表，在自己尚未深做下去前，就可能给同行赶超了。所以，有时为了抢得首发权，又能同时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往下做，作者往往故意把论文发表在发行量较少的期刊上。比如，穆勒（alex müller）和柏诺兹（georg bednorz）在发现铜基超导体后，就故意把成果发表在zeitschriftfür physik期刊上，而不是发表在更快、读者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讯》上。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预印本的电子平台（如arxiv），科学家把论文放上去，好像可为作者取得首发权，事实上不一定算数，否则就不需要再在期刊上发表了。在数学界，有一个极端的反例：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把他关于庞加莱猜想的简要证明，仅发表于arxiv上。最后，同行组织了两个小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证明他是对的，并授予他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他拒绝领奖）。但这是数学界，不是物理界或自然科学的什么界。

所以，国内科学家把《自然》、《科学》、《细胞》作为投稿首选，不一定是取得首发权的最佳策略。在中国所以如此，是一个关于科研评价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起源于1980年代南京大学，为了本校“脱颖而出”的目的，引进了“数文章”的方法，并进而为发在《自然》、《科学》等期刊上的文章给予奖金，其他学校和科研单位纷纷仿效。后果是，种瓜得瓜，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总数已是世界第二（甚至可能是第一），而过去30年，虽然中国研究经费飞跃增加，科研创新成果却未符理想，这就是目前科研创新的一个困局。要打破这个困局，正本清源，就是要废除“数文章”的做法，因为发文章需要时间和精力（撰写、投稿、与审稿人争论等），多发文章有害创新（图1）。

►图1. “水不涨船高”。文章数目大大增加，不一定表示研究水平的提高。“数文章”只能令文章数目大增，却有害创新。[林磊2015]

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于《科学通报》，国外几乎无人知晓，但临床实践效果奇佳。38年后，经过介绍、诺贝尔奖基金会调查验证，屠呦呦最终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奖，这就是首发权的重要之处。

另一例子是，作者之一（林磊）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期间（1978--1983）所发明的碗形液晶，在1982年以中文首发于《物理》杂志，其后把文章重要部分翻译为英文，寄去国外主要同行。翌年，在国外发表介绍中国液晶发展的文章中提到这个工作。1985年，欧洲两个小组合成成功，林磊就被公认为碗形液晶的发明者。

一个反例是，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获得了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比如，在特殊情况，作者可以与期刊总编直接电话沟通，总编可以当即拍板（毕竟，文章的发表与否，最终权是在总编的手上）。

《科学》是美国人为美国科学家而办的非牟利期刊，《自然》是德国人在英国办的牟利期刊。两者为了达到其所设的目的，办法是最大限度地把期刊办成一份国际性、公正、快速的期刊，其国际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据此，国内科学家把自己最好的论文投到《科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客观上伤害了国内的科研期刊。究其原因，除了受上述“数文章”错误评价政策的激励，还有国内期刊审稿不够严格、公正、缺乏科研诚信的问题。

要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和质量，从而促进创新频发，我们建议：

（1）尽快废除“数文章”的陋习。由科学共同体（如中国科协及其下属学会）倡议，不得在科研单位在年报、提职审查、奖金发放时数文章；科学家在网上自我介绍、项目申请时，不得提到出了多少篇《自然》、《科学》的文章等。取而代之，科研单位和科学家应该强调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发现发明了什么、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奖项。要取消“数文章”，前提当然是要有一个公正、及格的判断科研水平的办法。与1980年代不一样，目前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及格的科学家或评审专家，可担当同行评议的重任。当然，亦要鼓励进行国际评估。

（2）在国内已经建立一个相当于arxiv的预印本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 xiv）。我们建议，china xiv开辟一个“栏目”，规定刊登于国内期刊的中文或英文文章，都要把英文题目和详细的摘要发上去，这样这个完备的平台才有权威性，才能吸引国外同行经常浏览。当他们对某篇文章感兴趣，可直接联系作者，或甚至找人把中文翻译为英文（他们付钱）。事实上，在1980年代，德国有名的出版社springer曾经出版了一本英文期刊，叫chinese physics，把中国重要的物理文章从中文翻译为英文。可见，如果文章重要，中国人自己不翻译，外国人也会去翻译。（当然，现在中国已有一定数量的英文期刊，方便外国学者及时了解中国的科研进展。)

（3）为取得首发权，文章首发应发在国內期刊上，并同时在上述国內预印本平台发布英文标题和摘要。如结果确实重要，可尽快在国外发一篇补充性文章，在参考文献中引用在国内首发的文章。

（4）国内期刊要自我提升，严格审稿，减少“人情稿”和“垃圾文章”。当国内文章投稿数目大大增加时，必然会倒逼期刊改革。像环境污染一样，把“垃圾文章”这种科研污染尽量限制在国内，以减少贻笑国际的丑事。

做研究不一定要发论文，不重要的不要发，想保密的不要发；要发就要发得聪明，对于那些重大原创、高度竞争的科研成果，应尽量在国內期刊上首发。这样也符合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的愿望。

事实上，虽然科学家是国际共同体，但科研期刊卻是国际间互为竞争的商业组织。当国内期刊较弱时，假如国内科学家都不买单，不把好文章往囯内投，这些国内期刊就不能做大做强。道理跟手机的国际競争一样，没有足够的国人买早期较差的国产手机，就没有后来出色的华为手机。这是一个支持民族企业的问题，要做到这点，就要提倡爱用国货，评估制度不能鼓励大家把好文章都往国外投。此外，容许民办科研期刊（正如容许民办大学），增加市场竞爭，应予考虑。

国家通过奖励措施，可以让论文总数大大增加，也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让论文总数减少（从而提高质量）。创新的未来，就寄望于“数文章”的终结，让科学家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探索。这是有例可援的：四百年前，在宗教意识形态严格管治的意大利，伽里略作出了惊人的创新，成为现代科学之父、一代宗师。除个人因素，这要归功于当时选题自由、无人数他文章的客观条件。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本文原标题“充分利用国內期刊获取‘首发权’”，发表于《科技中国》，2018年第7期pp48-50，《知识分子》获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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