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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问题专家：经济改革和城市化，降低了中国的自杀率

2019/11/11

导读

“中国自杀率快速下降的趋势已经结束，之后基本不变了。”

撰文 | 汤佩兰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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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杀率从1990年之后下降得相当快，女性下降率比男性快，农村下降率比城市快。” 11月4日，在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上的演讲中，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教授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介绍。

按照全球疾病负担（gbd）2017年的估计，1990年到2030年中国自杀率会下降65.4%。但是，2017年到2030年，基本保持每10万人中有7.1人自杀。照这一预测， “中国自杀率快速下降的趋势已经结束，之后基本不变了。” 费立鹏表示。

从1980年代起，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开始关注中国人自杀问题并展开调查和研究，至今他已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

2012年，全球80万人死于自杀

2002年，费立鹏在《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的《中国自杀率：1995-1999》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提到1995年到1999年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23.2人自杀。通过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自杀情况进行对比，费立鹏发现了其中的诸多差异。首先从1995~1999年中国的自杀率来看，农村是城市的三倍。其次农村女性有很高的自杀率，从全国来看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与当时国外的男性自杀人数跟女性自杀人数比例为3：1的情况正好相反。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有80万人因自杀死亡。各个国家之间的自杀率差别悬殊，最大相差100倍；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间自杀率也有差异，如印度26个州间男性自杀率相差10倍，女性则达到18倍。在全球，一方面呈现出年龄越大自杀率逐渐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15~29岁的青年人中，自杀是排名第二的死因，高于老年人的自杀死因排名。

国家间的不同还体现在死亡数据的质量，在195个国家中，有高质量死亡数据的国家数为59个，其中39个在高收入国家（hics），140个中低收入国家（lmic）中有20个，因此其他国家的自杀率和其他疾病比率是否准确还有待考量。

在中国，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69%的自杀发生在50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死亡原因有多种，中国70岁以上老人死亡原因中自杀位于第15位，而全球的情况是第30位。此外，国外通常认为自杀行为一定伴有精神障碍，但研究发现国内1/3自杀死亡的人没有精神障碍。在自杀方式上，国外使用农药自杀的比例不到1%，国内60%的自杀用的是农药。

此外，中国和许多其他中低收入国家至今没有自杀未遂情况的统计。“最高危的自杀人群都是有过自杀未遂，自杀未遂再次出现自杀行为的可能比任何人群都要高。”费立鹏说。他介绍，在其他国家，自杀未遂者在综合医院急诊室被抢救之后，有心理学家评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建立地方和全国综合医院自杀未遂登记系统，就自杀未遂进行研究干预。

经济改革和城市化帮助中国自杀率下降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自杀率迅速下降，因自杀丧生的人数减少了一百多万。根据香港大学2014年相关研究，2009-2011年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居民9.8人，相较1995-1999年下降了58%。[1]

那么，以往的自杀率是如何下降的？费立鹏通过对中国四个省份的居民精神疾病患病率的调查显示，现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7.5%，与西方国家基本持平，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意味着中国自杀率的急速降低并非由于精神疾病患病率和治疗的改变引起的。

高收入国家开展预防自杀的数量和覆盖面至少是中低收入国家的10倍，但其自杀率降低的幅度仅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因此费立鹏认为现有的自杀干预工作，并没有接触到自杀问题的核心。

相比自杀干预措施，费立鹏认为经济改革和城市化更能解释自杀率下降的变化。通过数据对比发现，1987年到2005年农村地区靠种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口从1990年的49%到2015年为33%，种地人口减少2~3亿。费立鹏意识到这2~3亿人不容易接触到农药可能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想法。在1990年到2007年和2006年到2015年两个阶段，从中低收入国家使用农药自杀占所有自杀的比例来看，西太平洋地区（中国自杀占93%）年均自杀人数从18万下降到6万。

自杀预防与干预需要各方面的参与

2003年，费立鹏建设的全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于北京回龙观医院开通。如今全国已有52个精神科单位开通心理危机热线，约一半保持24小时在线。这方面的需求量很大，以北京回龙观医院为例，目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听比例不足10%，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下一步，费立鹏希望能把52个热线连成网络，设成唯一的号码，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有心理危机或者想不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及时收到心理卫生服务。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披露，全球75.5%的自杀人数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然而其人口学特征与高收入国家明显不同，90%以上的自杀干预措施、自杀干预模型都来源于从高收入国家，能否在中国或者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依然有效还得打个问号。

“我们应该承认自杀是个复杂问题，不要简单地从很狭窄的精神卫生问题的角度看。”费立鹏指出，传统的自杀干预模型着眼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个人特点，将所有自杀行为归结为个人心理的障碍和压力。他提出，传统模型需要调整为动态性的多因素自杀干预与预防模型，将国家与世界和社会大环境的因素纳入进来。

正因如此，费立鹏多年来一直提议建立中国国家性和地方性自杀干预与预防计划。这并非一个部门可以完成，需要协调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自杀干预工作不仅依靠精神心理学家，还需要其他学者（如社会科学家、政策专家、教育家、经济学家等）共同参与这方面工作，以及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这个工作，否则无法落实。”费立鹏说。

参考资料：

[1]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4/06/28/back-from-the-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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