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奖得主的演讲：成绩曾经得过c ，导师劝他远离实验室工作
撰文 | 宋宇铮、计永胜、唐楚飞
责编 | 夏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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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的消息，来自哈佛医学院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威廉·凯林（ william g. kaelin, jr.），牛津大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彼得·拉特克利夫（ peter j. ratcliffe） 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格雷格·塞门扎（gregg l. semenza）共同分享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三位新晋诺奖得主早在2016年曾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ward）。在拉斯克奖的颁奖典礼现场，他们就自己的成长、科研经历以及科学与应用关系的思考，有过精彩的分享。
以下为他们的演讲内容摘录：
威廉·凯林：成绩曾经得过c
我在太空竞赛中长大，因此整个童年时期都在尊重与推崇科学和工程学的氛围中度过。那时，我们家中有许多可以激发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玩具，比如显微镜和化学实验箱。
在高中时，我参加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赞助的暑期课程，这一课程为32位“数学天才学生”而设计，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不是32位中最没有天赋的人，但却由于糟糕的学习习惯，最终得到了最低的分数。我由此明白，当我受到挑战时，上学会变得更加有趣；与比你更聪明的人在一起会很有帮助，而且，如果实际完成了作业，我也会可以获得良好的成绩。
作为一名医学预科生，我曾在实验室中为一项既枯燥又无足轻重，并最终被证明不可完成的独立研究而挣扎。我的导师用“c ”奖赏了我，并在成绩单上注明“凯林先生看起来是个聪明的年轻人，而他的未来就在实验室之外的任何地方。”这一痛苦的经历使我确信，我应该成为一名临床医生，而不是一名科学家，因此我接受了临床训练。我甚至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担任首席住院医师，夯实着我对诸如希佩尔-林道综合征（von hippel-lindau disease）等晦涩疾病的了解。
多年后，由于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的出色指导，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的临床实践使我确信，在对癌症发病机理有更深入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迫切需要更好的癌症治疗方法。
我喜欢数学、医学和科学，因为我乐衷于解决难题，并且喜欢可以客观验证的答案。科学产生知识，而工程学将这些知识以有价值的方式应用。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都受益于我们国家的明智决定——让公共部门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而让私营部门决定何时对这一系列发现进行应用与商业化，因为对于任何投资者而言，基础研究的进度和交付成果都太难以预测了。
尽管这一政策很好地满足了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需求，但仍有人反复呼吁要向对待工程学那样去管理科学，把资金支持与研究的预期成果和影响联系在一起。这令人不安，因为许多在管理工程项目时有效的做法与优秀的科学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对于大型工程项目而言，建立团队和一致的目标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早期的科学研究却通常是由富有创造力的个人所推动的，他们遵循好奇心，并沿着自己的科学脉络去探索。强迫科学家组成团队，并将其约束在提前限定的可交付成果上，最终将会导致从众心理，并扼杀变革性发现通常所需要的“异端思想”。
肯尼迪总统知道，将人类送上月球要花十年的时间，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项工程挑战，而不是科学挑战。当募款人和政策制定者对我们最重大的生物医学挑战（包括癌症）作出过高的承诺和过度简化时，这实际上是在对科学家们乃至更重要的患者及其家人造成着伤害。
我很荣幸能代表多年来在我实验室工作的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们获得该奖，与这些受人尊敬的同事分享它，并把它献给我挚爱的妻子卡洛琳（carolyn），她于今年夏天离世。
彼得·拉特克利夫：听从中学校长的话学了医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获得拉斯克基金会基础医学奖。
请允许我回顾一下使我走上这条幸运之路的沟沟坎坎。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兰开斯特皇家文法学校（lancaster royal grammar school）读书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的专业是化学，成绩还算不错，也一心想将来投身工业化学领域。一天早晨，优雅（但令人敬畏）的校长出现在化学教室里。“彼得，”在令人感到紧张的寂静中，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学医。”没做过多考虑，我的大学申请表就改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认为我会是一个好医生还是一个坏化学家。但这段经历（我认为）提醒了我，在科学生涯中，至少在我的科学生涯中，偶然性的作用。
作为一名肾脏病学专家，我接受了医学培训。我受到了肾脏根据血氧含量调节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异常敏感性的吸引，从而踏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已经比较晚。我觉得这一生理过程很有趣，而且可能很容易上手研究。当时，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已经被鉴定出来，因此提供了新的研究机会。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随着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策略的成功，了解激素的调节机制将是一个小众的领域，不太可能具有普遍重要性。
格雷格·塞门扎：低氧信号研究未来十年内将应用于临床
许多做生物医学研究的人会被说成是宗教狂热分子。对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来说，她并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她曾经告诉记者：“我反对心脏病和癌症就像一个人反对罪恶一样。”
阿门。
七个月之前，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他死于心脏病，即冠状动脉堵塞造成的心肌缺氧。
八个月之前，大卫·鲍伊（david bowie）死于肝癌。癌细胞入侵了周围组织，进入血管，进而扩散到了全身。这些癌细胞为何扩散？我猜是为了寻找氧气。
过去25年，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一种被称为低氧诱导因子的蛋白家族，该蛋白家族能够控制细胞、组织和器官系统对氧浓度变化的响应。我们的工作始于尝试寻找，当人体缺氧时，红细胞生成素基因的表达是如何启动的。如今，我们知道，类似的过程调控着其他2000余种基因。
展望未来，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刺激低氧诱导因子的药物将会用于治疗贫血和心血管疾病，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
这也是我的信仰：我对宇宙40亿年生命演化的结果感到惊叹；我也坚信随着基础研究的深入，医疗手段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好。
我以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的故事开始，以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的故事结束。如诸位所知，拉斯克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广告公司主管。在他与玛丽开始革命性地推动生物医学研究之前，他负责推广如新奇士橙（sunkist oranges）、pepsodent牙膏等产品。巧合的是，我的祖父也曾在曼哈顿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他负责推广的产品，叫做奇迹面包（wonder bread）。
谢谢。
参考链接
http://www.laskerfoundation.org/awards/show/oxygen-sensing-essential-process-survi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