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硅谷华人芯片专家曾建言中国建实验大学，最终功亏一溃-凯发游戏

撰文 | 张天蓉（物理学者、科普作家）

话说我们在新泽西工作的公司关门散伙之后，我和老公一起在家窝着，领了几个月的失业救济金。

在美国领失业救济金的条件是需要不停地证明你在找工作，所以我们便将简历等材料贴到网上几个合适的地方。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两句英语后便开始说中文，北方口音。说他是cadence公司spectrerf（产品名字，下一篇的科普内容）的经理，他从网上搜索看见我在linkedin上的求职信，问可否去西部面试。

这正合我的心意，cadence在圣何塞市（san jose），就在我原来工作的voip公司innomedia的旁边。于是，过了几天我便飞过去了，有了十几年的工作经历，面试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做过什么便说什么，全都在脑袋里。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正式去cadence上班了。

我在硅谷已经呆过两年，对那儿的印象很好。2003年，cadence是大公司，也算是eda行业的龙头老大，我一个小小工程师对此工作自然满意。

对硅谷的好印象中，也包括了中国人在那儿不同于东部华人形象。其实，硅谷的中国人特别多。我原来在新泽西那个公司的中国同行也很多，我们r&d小组，十几个硕士加博士全是中国人，被一位白人副总（jason）管着。记得每次开会，大家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中文，直到jason进来，立刻转换成英语，如同翻译机器一样。

硅谷的不同点是，除了众多的中国技术人员之外，许多华人都进入了管理阶层。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头头是个中国人，往上一层的vp也是中国人。再往上，是颇为有名的刘志宏，他自己与人合伙的公司被cadence收购后，当上了公司的全球副总裁。当时他负责主管纳米技术方案部及电路仿真与验证事业部。

如果再往上的话，可以追溯到cadence公司80年代创建时的最早历史：ecad公司，其中两位创建人之一，是一位黄姓华人（黄炎松）。

也许与我所在部门归刘志宏管有关，华人特多：放眼皆是黄面孔，院内处处闻乡音，我接触的不少年轻人都是直接从国内清华毕业后招来的，并未在美国读学位，这种情形当年在东部公司中很少见。

刘志宏是华人中成功创业的典范，他1990年在香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93年在伯克莱做博士后时，以其主创开发的一种器件建模仿真模型为基础，与几位中国教授共创了bta公司。

任最高执行长的刘志宏很有管理才能，把bta从2个全职员工，发展到2000年营业额达600万美元的公司，成为半导体器件建模中的老大。

2001年，bta并购了ultima并易名为celestry。之后，刘志华管理的celestry持续高速成长，2002年营业额达2200万美元，直到2003年celestry被cadence以1.2亿（另一说1.35亿）美元收购。

硅谷的大巨头都是靠收购小公司而发展壮大的，cadence收购过55个公司[1]，synopsys收购79个。

所以，湾区的不少中国人都想创立自己的小公司，将来或许上市或许被收购都是好前景。此外，还有回国这条路也很吸引人，2009年，刘志宏后来也回国创业，公司名叫“概伦电子”。

潮流驱动下很难完全不心动，况且我先生一直想自己做点什么。当时，有几位原来ansoft的同事也到cadence工作了，他们都是某个特别领域的专家，我的特点是写程序，是从interface到engine都懂的万金油。

因此，大家有时在一起瞎聊这些事，还弄出了一个产品雏形，记得在刘志宏回国之前，向他demo过。

不过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我也懒于再进一步让这玩意儿更上一层楼，eda软件毕竟不是玩游戏，你得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况且话说回来，我还是更喜欢我原来的老本行：理论物理。

cadence历史上最有名的华人，是公司创建人之一的台湾人黄炎松。不仅仅是在cadence，在整个eda界，黄炎松也堪称大名鼎鼎，有人称他为“eda教父”，也不为过。他曾经获得eda协会的philkaufman最高成就奖[2]。

黄炎松在公众表现低调，不喜欢张扬，但其一生颇具传奇。

黄炎松出生于台南农村，小时候不爱读书好打架。不过，重要的是他善于思考，例如通过“打架”，他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打架（团队）很重要，我发现打架人要多一点，人少就挨揍，那时候我就想‘人多比较好’。”黄炎松曾表示。

尽管黄炎松小时候爱打架，但后来却考上了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并且赴美后取得了加州硅谷圣他克拉拉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博士学位。

声音不大，说着台湾国语，满脸堆着憨厚的笑容，这就是黄炎松给人的第一印象。但如果你听过他的演讲，便能体会到他的“妙语连珠”。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创业是个美丽的意外！”，描述他37岁时被解聘而领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创业，却意外成功地成为cadence创始人的美妙过程。

他曾风趣地对媒体说：“创业没什么冒险，孙中山的革命有冒险，一不小心头就没了，我们创业，即使失败，头也不会不见的。”

黄炎松熟读孙子兵法，用“道、天、地、将、法”五个字来分析公司：“道”是道路、“天”是天时、“地”是定位；“将”是人才；“法”是制度。

二十多年中，他成功创建三个上市公司，印证了这五个字。

他也用五个字来分析人才：“智、信、仁、勇、严”。智慧多、信得过、仁厚待人、勇于承担、严格执行。

说到cad，别人解释为“计算机辅助设计”，他说是“中国人辅助设计”。

这个说法有他的道理，实际上，黄炎松自己就是做cad的第一人。他在1982年与几个华人朋友赵修平、谢文杰、任立民，以及一位美国人glenantle一起创办ecad（益华）时，便是靠着扎实的技术。开发出一款名为“吸血鬼”（dracula）的设计软体，一年后业绩便一飞沖天，达到4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吸血鬼”也在eda业界保持了将近十年的领先优势，并一直是cadence的产品之一。

五年之後，ecad上市，1988 年与sda合并后成为cadence 。

实际上，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发现黄炎松是陈树柏教授的学生，陈树柏也是硅谷一位颇有特色的华人，我和先生早在1985年夏天就曾经专门从德州奥斯丁开车到加州，拜访了陈树柏教授。

陈树柏教授那年正在计划筹办深圳的“中国实验大学”，我们夫妇有意参与，于是来到了硅谷。

陈树柏是将门之后，父亲是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济棠。陈树柏有一个想要将中西教育方式结合的梦想。

陈树柏曾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

1982年，陈树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接见时，曾向邓小平建议在中国大陆创办中国实验大学，以培育高级技术人才协助中国大陆发展电子产业并将学校所在地开发成中国的硅谷。当时邓小平表示将认真考虑，之后也得到了胡耀邦的大力支持。

但遗憾的是，最后由于多种因素，筹建的计划在1986年初宣告失败。

然而，兴办一所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新型大学之梦，在陈教授心中从未消失。

1994年，陈树柏在朋友们支持帮助下，终于筹足了巨额资金，打通了所有关卡，使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正规大学：“国际科技大学”，诞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中心地带。

国际科技大学以研究生院为主，包括电机工程、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和工商管理等，颇有硅谷特色，能够颁发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该校教授中许多人是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

我到硅谷cadence工作后，先生曾于2004年，再次拜访陈树柏教授，得到他亲自签名的赠书。

在eda行业，陈树柏也许不如那些赚大钱的企业家声名显赫，但他作为教育工作者，却对促进硅谷eda的发展贡献极大。他从1963年起，便执教于加州圣克拉拉大学，任教授和电机工程及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同时他还曾获得美国总统的“特别科学奖”。

陈树柏的研究专业是图论和网络拓扑学领域，与微电子学、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密切相关。他所指导的博士生中，很多是硅谷重要公司的创始人。

除了创建cadence的黄炎松之外，还有atmel、microelectronics、oak technology等的创始人或合伙创始人。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曾教过10000多名学生。

2009年，《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过去20年内设计和开发的所有微处理器中，80%以上是由陈教授的学生创造或接触的技术。”[3]

位于硅谷的国际科技大学

试想，如果当年陈教授想在深圳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愿望得以实现的话，定能培养出成百上千的eda优秀人才，那么，也一定将会有助于缩小中国芯片事业与世界之差距。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