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头，中产也焦虑：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怎么办？| 社会观-凯发游戏

访谈 | 张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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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学扩招、义务教育与教育市场化：

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三个变化

《知识分子》：这些年来，你觉得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变化或政策影响到教育的机会？

李春玲：我主要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教育不平等问题。

从我这几年的研究来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是大学扩招。它把高等教育从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的精英教育（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青年人有机会迈入大学校园）发展为多数人可及的大众教育（略超过半数的青年人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前，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发达国家适龄人口上大学的比例在50%~70%之间。

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和较低阶层家庭子女考入大学，成为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不过，高等教育机会增长过快，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加大，又反过来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促使优势地位阶层不断加大子女教育投资，而这又可能强化了教育不平等。

第二是政府推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提出，但在相当长时期，中小学教育不是免费的，这给许多农村贫困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些农村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007年和2008年政府分别免除了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2011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随后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这项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基本消除了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现象。

最后是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教育产业发展迅速，学校教育之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教育产业。课外辅导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但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激化了教育竞争，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一些实证研究显示，上世纪80和90年代，家庭的经济资本对学生学习成绩和教育机会没有显著影响，但近十几年，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使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知识分子》：说到大学扩招给不同世代带来的变化，你此前的研究显示，大学扩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阶层、性别、民族上的受教育机会差异，而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却产生了变化。

李春玲：这也是这些年国内社会学界研究教育问题时比较关注的。教育发展那么快，教育机会也越来越多，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缩小？为什么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孩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反而是扩大的？这跟大家原来预计的，包括政府原来的期望都有些差距，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从政府和学者的角度，都觉得原来农村孩子上学机会比较少，那么扩大教育机会供给，在教育上投入更多，建更多的学校，提供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这不是解决了吗？实际上现在发现不光是让教育机会快速增长就行了，还应该有一些政策去调节教育机会的分配。否则不断地增加教育机会，提供更好、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反而是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获益更多，而农民子弟、劣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落后更多了。

《知识分子》：学界有一个“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就是说教育机会的供给首先会汇集到优势的阶层，只有当他们教育机会饱和了之后，才可能往下渗透到其他的阶层。

李春玲：“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说的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假设的含义是，教育扩张带来的教育机会增加，更多的被优势阶层所获取，而较低阶层机会获得较少，这种情况下教育机会增加不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不平等还会持续。只有把教育机会增加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都能够享受了，此时继续增加供给，那么低阶层、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就可以分享教育机会，大家都能上学了。

但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农民孩子、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了，但大学跟大学之间还有差距。优势家庭的孩子去竞争名牌大学、精英大学的机会，劣势阶层的孩子大部分都去上高职院校了。这就在高等教育内部又出现分化，出现了新的不平等。

这就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第二阶段，学者们对此提出了 “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即使中上阶层子女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而较低阶层子女可以分享越来越多的上大学机会，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似乎更加平等了，但实际上不平等还以另一种方式维持着，出现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继而，优势阶层子女凭借精英大学文凭获取高收入、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从而维持他们较高阶层位置；而较低阶层子女更多在三本大学或高职院校获得文凭，这些文凭却在劳动力市场中贬值，并不能保证他们未来发展前景。

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理念需要转变，即从推进数量上的公平，转向推进质量上的公平，但提升质量公平比提升数量公平难度大得多。

《知识分子》：我想到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变化，如果说我们使教育机会增加到义务教育的程度，教育不平等是否会得到改善？

李春玲：应该来说九年义务制教育普及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阶层、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已经大大下降，基本上不明显了。完成初中教育前就出去打工的现象已经成为极个别现象。

不过，义务教育的机会是普及了，大家都能上学，但并不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平等完全消除了，义务教育阶段也存在着 “有效维持不平等” 的现象。重点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家庭条件好的都去上重点学校了，确保他们以后能考上好大学。家庭背景差的那些孩子就比较困难，上不了重点中小学，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关于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也趋于普及了，2019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9.5%，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适龄青少年都可以获得高中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的不平等则在于它是教育分流的开始。在高中阶段，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进入普通高中，基本上就是要考大学的。大量的农村孩子和城市贫困者的孩子，去了中职和技校，未来可能往下走了，因为中职和技校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是成为收入较低的工人。

下一阶段到高等教育又出现分化。上了普通高中的学生，一批人去上本科大学，一批人去上高等职业院校，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本科院校再进一步分化，就是985、211和其他本科院校的区别了。如果到高职院校里去看看学生的家庭背景，80%以上都是农村和小城镇阶层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孩子。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升学的指标来看，是学生自身的成绩起决定性作用，但为什么最后观察到的结果却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这么大？

李春玲：国外的教育社会学家，像布尔迪厄和科尔曼的解释是，现有的教育制度、教育选拔的过程、学校里的教育规则，比较有利于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有利于文化资本比较多，也就是父母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家庭。这些孩子会被培养得比较懂人情往来的规矩，比较懂学校里面竞争的规则。进入学校后，老师会觉得他们是符合标准的孩子，对他们更关注，他们从而获得老师更多的帮助和更高的评价。这些文化也有利于他们更快地学懂老师教的东西，在学校既定赛道中，成绩就会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是经济资本的作用。从教育产业化来说，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有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从小就让孩子上各种课外培训班，让他们有多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适应学校教育规则的能力。家庭的经济资本作用越来越强，这是最近比较明显的趋势。

不过，教育不平等的根源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国际比较显示，收入差距较小、阶层地位差异不太突出的社会（比如北欧国家），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而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反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教育机会分配更加不均衡。由于这些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人们的地位差异凸显，人们会有很强烈的地位焦虑，所谓 “中产阶级的焦虑”：觉得我本人或者我的孩子都不能落到社会底层上去，我得让我的孩子永远往上走，起码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或者进一步加入精英层。

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投资孩子的教育。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比较严重，就会导致有资源的家庭拼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而他们投入越多，就会导致他们的孩子跟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差距拉得越大。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收入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但是如果这样的差异是公平竞争的结果，那就没问题。虽然结果是不平等的，但是过程是公平的，相对来说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成功的因素在个人层面上分为两种，一种叫先赋因素，不以个人能力转移的；一种叫自致因素，是自己能决定的，能够通过努力去争取的。如果都是由自致因素来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这样的竞争就是绝对公平的。但如果是用先赋因素来决定，只是因为出生比较差的家庭，再怎么努力也成功不了，那这就是不公平了。

现在我们说教育的竞争过程不公平，主要是这个问题，家庭背景作用太强了，导致了不公平。

《知识分子》：中产如此焦虑，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现阶段，他们所处的阶层随时都有可能往下跌落吗？

李春玲：我们国家中产的地位状况，相对来说并不是非常不稳定。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中产是一个新现象，现在中产父母许多人都是第一代中产，是他们努力竞争、拼命工作获得了中产地位。他们的孩子是（第一批）中产二代，于是中产一代对于他们的孩子未来阶层地位的维持就很焦虑，他们认为，必须培养孩子很有竞争力，才能使他们的第二代保持中产或者更上一层楼。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性的特征。

如果社会的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大部分人都在社会中间层，富人跟穷人都很少，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会有那么强的 “地位焦虑”，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拼命投资子女教育。比如在上面提到的北欧国家，大家都去上公立学校，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差不多，毕业后该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收入差距也不大，教育的不平等就不那么明显了。

02

家庭背景的影响，

甚至可以延伸至职业初期

《知识分子》：你在2014年一篇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中提到，每一阶段的就读学生升学进入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分别是是4.9倍、3.6和1.9倍，进入大学的机会反而没有显著差异。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觉得最后能够进入大学这道窄门的农村学生，底下可能是无数个没有能上小学、没能上初中、没能上高中的农村学生，把他们托举上去的。

李春玲：这里的倍数差异不应该用“机会”，而应该是统计学上的 “机率”，或者叫 “比率比”。它的计算方法是：将升学的和未升学的相比，得到升学的 “比率”，再将城乡之间的 “比率” 进行比较。可以通俗理解为城乡之间的差异程度。不过，这个数据反映的是 “40后” 到 “80后” 这几代人的整体情况，最近十年因为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小学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已经大幅下降了。

进入大学之后，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都很容易预测到未来大概的前途。对于前者，大学阶段的竞争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基本上不明显了，比如能不能拿到各种奖项和奖学金，能不能当学生干部，能不能考试排名在前，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这些竞争的结果会影响到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即使是从穷人家庭出来的孩子，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可能是因为他们智商比较高、学习比较勤奋、成绩比较好，更能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在高职院校，家庭背景的作用也不明显，因为家庭背景好的都不会在这，在高职院校里大家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本身已经是家庭背景导致的一个结果。

而处于“夹心层”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可上可下，他们未来的前途跟家庭背景的联系就更密切。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在校期间就拿到各种奖项和好成绩，当学生干部、入党之类的，文化再生产效应非常强。毕业找工作，家庭有资源的，也可以帮助找到好工作。

也就是说，家庭背景的影响从教育机会竞争，延伸到了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

《知识分子》：户籍制度在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作为外地人，我在北京缴税、缴社保，提供了北京发展社会福利所需要的资本，但我的孩子因为户口限制无法享受北京在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这会不会使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变得更大？

李春玲：这个说得挺对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它已经日益宽松、开放了，但是对于教育而言更加重要了。主要体现在，优质教育机会越多的地方，户口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现有高考政策下，例如，很多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上学的孩子，大概到初二、初三就必须回户口所在地上学。对于高收费的私立学校，有些家庭比较富裕的话，可以克服户口的障碍。但始终绕不开高考这一关，富人的孩子要么就出国留学，不参加高考；如果要进入高考系统来竞争，就绕不开户籍制度的因素。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子女的教育，北京户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影响都不大了。

03

改善社会不平等，

可以从缩小教育不平等入手吗？

《知识分子》：在社会其他方面存在不平等时，教育分流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是合理的。那能否先从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下手，去促进、实现社会其他方面的平等？

李春玲：是可以的。现在教育的自然竞争过程当中，因为教育制度的特性、人才选拔过程的特性等等，必然是家庭背景好的、资源多的孩子竞争力更强。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做到教育的平等，但不平等是可以缩小的，各个国家也都在努力缩小。缩小了教育的不平等，不是说就能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让大家都处于平等地位，这也是不可能的；它只不过让出身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够实现上升流动，不是祖祖辈辈都在社会底层，还有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促进教育平等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让他们有个追求的方向，有一点上升流动的希望。尽管努力之后没有获得最好的结果，但应该也不会太差，总能找到一份工作。

国家政策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以前说到高等教育不平等，媒体关注比较多的一点，是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教育部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采用了一些政策提升农村生源比例，比如，教育部门规定重点高校招生，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生源必须达到相应比例。像北大清华，每年都会有特定的招生计划，专门针对边远地区、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最穷家庭的孩子，降低分数线招入大学。这个政策从2012年开始，实施了几年，现在可以看到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在上升。另外，对西部地区高考成绩比较差的省份，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西部定向招生，扩大西部省份招生名额。

当然，这些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增加了西部省份的招生名额，另外一些省份招生名额相对比例下降了，考生家长会有意见。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它必须采取这些调节政策，要不然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学校里，一些老师们也有意见，说这类学生考分低、能力差，让985高校的学生质量下降。实际上这些学生的比例很小，对学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应该不大。

但是，对于这些学生个人来说，影响却很大，他们的命运可能由此改变。而他们的成功会产生社会效应，给与他们同样背景的孩子带来希望，激励他们努力奋斗。

《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上大学的孩子，尤其是985高校的学生，最后还是留在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村的这一部分孩子被拉了出来，但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会产生变化。

李春玲：当然，光通过这样一个政策，要完全消除城乡之间差距是达不到的，只不过政策有助于缩小差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是全方位的不平等，而且是几十年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

消除城乡差距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比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扶贫减贫等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应该有十几年了，这也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的作用。教育政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要真正有效地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需要教育政策配套其他社会政策共同发挥作用。

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至少在地区内部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它针对的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学校间的差异，尤其是教育设施和师资水平的差异。在这个政策下，所有的小学和初中，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全部用统一的标准。

改革其实有很大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仅 “十三五” 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经费7495亿元，投入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育设施改善，至2020年全国95%的县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这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不过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师生比可以达标，但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会有差异。这个就不是国家财政投入钱能解决的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最近正在推行的新政策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社会本身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很紧缺，找工作很好找。但目前职业教育的质量总体不高，培养不出市场需要的技术工人，所以从职业学校毕业还是找不到好工作，许多毕业生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就业缺乏稳定性，社会地位不高，上升社会流动机会很少。

现在政府想改变这种状况，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让接受职业教育的这些人，拿到的文凭也很硬，也能找到好工作。他们就业稳定了，收入高了，社会地位也会提高，而不是上了职业学校就落入社会底层。

这个政策还在推进中，目前还没有见到明显成效，但我觉得这个发展方向还是正确的，是有利于缩小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

04

教育再生产不平等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知识分子》：教育本身是使社会阶层差异合理化的一个工具，还是说作为阶层流动的一个渠道存在？

李春玲：教育本身有多方面功能，既有正向功能：选拔培养人才，提供社会流动机会；又可能产生负向作用：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维持甚至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每个社会都需要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功能主义理论家强调教育的正向功能：通过教育进行筛选，把有才能的人、勤奋的人，分配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社会位置上，同时，教育也向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

通过教育的选择过程，人们被分配到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分层。如果这个分配过程比较公平，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对各自的地位比较安心、满意。社会的上层、中层、下层都各安其位，这个社会才会比较稳定，大家的认同度也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由于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家庭资源比较多的孩子更顺利地在教育竞争中胜出，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一些有能力的孩子，因为家庭背景而在教育竞争中被淘汰，最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产生不满情绪，导致社会问题。比如，现在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诈骗犯罪行为，许多骗子智商并不低，甚至掌握一些新的互联网技术，他们多数是农二代或贫二代，但找不到与其能力匹配、收入较高的工作，转而通过违法渠道去赚钱。

《知识分子》：这两种功能在特定社会里，发挥作用如何呢？是促进平等、促进流动的作用发挥得更好，还是导致了更严重的不平等？

李春玲：这取决于社会特定的大环境，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怎样，教育系统、教育体制是什么状况，教育政策如何。前面我提到过，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会影响教育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不同的教育体制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也发挥重要作用。教育本身是中立的，可以发挥双面性作用，但是它怎么发挥作用，发挥哪方面作用，要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

就我们国家来说，这两个作用都存在。比如高考，虽然常被批评唯分数论，但目前来看，高考还是低阶层家庭的孩子上升流动的重要渠道。但是，最近这十几年的发展趋势显示出，教育的阶层再生产作用越来越突出。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差距在拉大，这是我们现阶段性的特征。要真正要缓解教育的不平等，最根本上还是要缩小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也在造成不平等。比如择校现象、学区房现象，就是因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区分了等级：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还进一步区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县重点，这种等级制度比如会强化教育的不平等。现在教育部门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买了学区房未必100%就能上好学校，例如北京地区从今年开始就改为多校划片和抽签了。但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局部的招生政策调整无法根除这一现象。

教育产业化迅猛发展的趋势，使阶层再生产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原来的分化是在公立学校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现在又在公立学校之外出现了私立学校。在有些地区，通过公立的重点学校办私立的分校，把一些优质公立教育资源转移到了私立学校。

最典型的是上海。原来上海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国家投入的公立学校，但是公立学校也想产业化，学校要创收，学校老师要提高收入，于是这些最好的公立学校就去办私立学校分部，把最优质的师资资源转移到弄到自办的私立学校里去，收很高的学费。这就导致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的一些教育改革政策，使原有的课堂教学内容移出到课外，刺激了课外辅导产业的迅猛发展，这也强化了家庭背景在教育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教育社会学中，一般用职业和收入来作为教育结果的衡量指标，这是否会忽视掉教育的其他功能？

李春玲：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角度来考察，即教育对于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对收入的影响）和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以及职业流动的正向作用，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当然，这类研究确实并较少考虑教育对一个人的全面影响，比如说对幸福感、满足感等主观感受的影响。可能一个人考进了985高校学了一个热门的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但其实他/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未来收入高而选择它，幸福感不强，反而影响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主题。

应该说教育社会学涉及的主题还是很广泛的，包括学校的课程教育、教育的过程等。但国内社会学研究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不平等，因为这些年教育不平等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知识分子》：教育还可能带来哪些其他的结果？比如说我读人口学的文献会提到，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性别观念上更加平等，也是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

李春玲：如果这样来说，教育的影响就太多了。对生育率的影响，很明显的就是女性文化水平越高，生孩子越少，教育跟生育率是负相关的。一般来说教育水平高的女性，因为受教育时间长，生育的时间就会晚。并且教育水平越高，事业心越强，越关注从工作方面获得的满足感，就可能不要孩子，或者说少要孩子，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和事业追求。

另外，教育对价值观念影响很大。在我们的研究中，解释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异，教育水平是很重要的变量。教育伴随人成长，人最主要的的思想、观念、行为等等，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知识分子》：说到性别，我所看到的文献里，大部分在衡量家庭背景时，似乎都会选择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变量，为什么很少考虑母亲的因素？

李春玲：其实现在的研究一般不会只考虑父亲的影响作用，而是越来越重视母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以前的传统家庭里，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都比母亲高，因此在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父亲的文化水平来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源，父亲的职业地位代表家庭的阶层地位。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女性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很快，夫妻教育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会综合考虑，比如用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数总和代表家庭文化资本。

如果把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分为两个变量来考察，那么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一般大于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因为现在的中国家庭里，孩子的培养教育主要由母亲来承担，母亲教育水平高低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05

教育体制对于教育不平等有何影响？

《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中，学校、老师和教育系统本身，能否发挥弱化不平等的作用？还是说完全是受到国家的影响？

李春玲：社会大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是决定教育不平等上升还是下降的关键，教育体制也很重要，而具体到每一个学校的招生规则、教学安排，老师的教学方式，等等，主要还是由前面几个宏观因素所决定。比如，学校等级分层（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区分以及985、211与非985、211高校区分），中考和高考制度等，决定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必定把考试分数放在第一位。

特别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有比较突出的中央集权化特征，强调全国统一规划，学校的自主性较少。比如，每年的大学招生名额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各个地区、各个大学的招生人数不是大学自己决定，而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教育部还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以及教学标准（比如师生比、生均经费、各种教学设备标准等等）。这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的特色，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加中央集权化。

这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本身人口比较多，教育规模庞大，同时地区差异很大，国家需要通过统一管理分配教育资源去平衡全国各地的需求状况。但是原来这个系统运作下来，给一些大城市的名额特别多，比如说北京、上海，国家暗含的想法是，因为这些大城市本身好学校多，好学生也比较多，所以应该多给一些名额。这是长期导致的，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对社会公众来说，他们很关注的是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这确实涉及到各个地方的利益，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国家在中间只能慢慢地协调，比如增加了西部省份的名额，但就引起了其他省份的不满。

高度中央计划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分配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这一点在较为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发展教育十分关键，过去几十年我国教育发展能取得巨大成就，比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升我国精英大学和高科技研究的国际竞争力等，充分体现了这种体制的优势。但缺点也很明显，资源浪费和资源分配不公，边缘地区和边缘弱势人群往往受到忽视，从而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突出。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完全不能采取行动改善教育公平状况。现在有一些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尝试多种教育改革实践，比如帮助建设边缘山区小微学校，为那些国家教育体系所忽视的孩子提供更高的教育环境。

《知识分子》：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教育是不是非常重要、乃至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

李春玲：它是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比如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创业成功的人。

只要是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教育都是主要的社会流动渠道。教育的选拔机制是体现能力的一个方式。另一方面，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机制，可以提高人的能力。

一般来说，要在教育上获得成功，个人努力的成分还是很重要。要能力比较突出，要比较勤奋。这决定了教育竞争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公平的，给底层民众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渠道。相较于前工业社会里传统的贵族身份或者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政策、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去改进的。虽然没办法做到完全消除不平等，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种不平等，让教育能够更多发挥的正功能，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