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看新冠（十）：当疫苗成为现实｜商周专栏-凯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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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看新冠（八）：德国人如何看中国疫情防控？

撰文 ｜ 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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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日，德国开始了第二波 “封城” 计划， 这个轻度版的封城计划原本为期四周。但十月份开始的第二波疫情一直高居不下，这个计划不得不一次次延长，横跨了整个冬季。

德国新冠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曲线（红色线条代表两次“封城”期间）

在这个冬天，学校停摆，诸多公共场所被关闭，所有非生活必需的商业活动也就叫停了，就连有着几百年传统的圣诞市集也破天荒地没有举行。在德国历史上，这样全方面影响社会生活的事件，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发生过。而禁止两个人以上的聚会，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虽然对德国而言，防疫措施已经严格得史无前例，但疫情还是没能控制住，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依然高居不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到了新冠疫苗上。

幸运的是，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创造了历史记录，在速度和种类上都史无前例。去年11月，biontech 和辉瑞联合开发的mrna新冠疫苗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展现出近95%的保护率，并且在12月底得到欧盟批准投入使用。

利用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屏障去抵抗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

去年12月26日，德国开始了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接种，一位95岁的老人成为接种新冠疫苗的第一位德国人（下图）， 她接种的是biontech 和辉瑞联合开发的mrna新冠疫苗。

德国第一例新冠疫苗接种（图片来源：德国ard电视台网站）

按照德国卫生部门制定的接种方案，新冠疫苗的接种按四个优先顺序来进行：

第一优先人群：80岁以上老人、养老院护理员、提供居家护理服务的护理员、治疗和护理高风险人群的医务工作者 、以及存在新冠肺炎高暴露风险的医疗人员。

第二优先人群：70岁以上老人，以下病种的病人 （唐氏综合征患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精神病患者，重度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患者，器官移植病人，严重肺部疾病、严重糖尿病、重度肥胖症或重度慢性肝肾疾病患者），医生认为感染新冠肺炎会致命的某些基础病患者，护理以上病人的人员，孕妇的密切接触者，负责示威抗议活动等感染高风险的警察和城市管理人员，基础教育工作者，公共卫生领域中从事医院基础设施相关工作者，难民中心及流浪者庇护所居住者和工作人员。

第三优先人群：60岁以上老人，以下病种的病人（肥胖症、慢性肾病、慢性肝病、免疫缺陷或hiv感染者、糖尿病、心脏疾病、中风、癌症、肺栓塞、哮喘、风湿、自身免疫性疾病），医疗机构中从事新冠肺炎低职业暴露风险工作人员，处置无新冠肺炎感染风险病人的医护人员，公共机构或相关行业人员，从事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以及药店、医药行业、环卫、交通运输、电子信息领域从业者，食品行业工作人员，除第二阶段优先接种外的教育工作者，工作及生活不稳定者。

第四优先人群：所有其他人群。

看得出来，这个优先顺序是按照需要保护的程度来安排的，而决定需要保护程度的是年龄、基础病和暴露风险三个主要因素。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合理的，优先保护高危人群，降低重症和死亡的发生，也大大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按照预定的接种计划，德国政府预计等到夏天的时候，位于第四优先顺序的普通人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计划虽然不错，但执行起来并不顺利。

最开始的一月份，因为80岁以上老年人的接种大多需要上门服务，也因为地方疫苗接种中心的建设和试运行需要时间去磨合，每天接种的人数只有三万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八千万人口的德国完成接种需要两年多。

等到二月份的时候，欧盟订购的疫苗的到货量出现了问题，不仅biontech和辉瑞联合开发的mrna新冠疫苗没能如期交货，就连英国的阿斯利康腺病毒疫苗也到货不足。

接下来的三月份，疫苗到货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人们却对接种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产生了抗拒心理，认为它的保护效率只有60%，而且有一些潜在的副作用。再后来因为接种者中出现了脑血栓事件，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就更是暂停了下来。

各地区疫苗接种进展情况（截至3月12日，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截至3月12日，接种普及率最高的是非洲不到10万人口的小国塞舌尔，63% 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随后是以色列（58%）、 英国（35%）和智利（25%）。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的疫苗接种也相当不错，这一数值达到了20%；而属于欧盟的德国，却只有7.4%。

显然，德国在疫苗接种的进度上比美国相差较大，比之前脱离欧盟的英国就差得更远。在疫苗的订购上，欧盟成员国基本上是以整体为单位在行动，德国接种速度也和其它欧盟国家保持了一致，缓慢的根源也同样在欧盟。

整个冬天都处在水深火热的疫情中的德国人，不仅抱怨长达几个月的“封城”举措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也在质疑欧盟在新冠疫苗接种方面的举措。

那么，欧盟到底做错了什么？

第一，欧盟在疫苗的审批上慢了，不仅远不如率先行动的英国，也没有美国早。

第二，欧盟的一些成员对mrna新冠疫苗有所顾虑，在预定疫苗的时候显得过于保守，把订单同时给了6个厂家。而不像以色列那样，勇敢地把宝押到了mrna疫苗身上。而欧盟选择订购的6款疫苗，其中有两款至今还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

除了上面两点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不能完全算到欧盟身上。有媒体报道，biontech公司和欧盟谈疫苗订购的时候曾经漫天要价，每剂的报价高达50多欧元，而最终的成交价却只有15欧元左右。

这一爆料让biontech公司原本还算可以的形象受损，公司研发产品追求利润原本可以理解，但biontech 在研发的过程中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资助，而且新冠疫情紧急，它的做法的确让人失望。

后来biontech 公司的老板出来解释，说是因为当初谈判的时候公司的疫苗还没有大规模的生产，是当时的高成本让报价偏高。虽然最后欧盟把价格谈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却在供货的优先顺序上失去了主动。以几乎双倍于欧盟合同价订购了biontech疫苗的以色列在疫苗的供货上优先得到了保障，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疫苗接种的领先。

欧盟疫苗接种的缓慢反映到了疫情的发展上，三月中旬欧洲多个国家迎来了第三波甚至第四波疫情，但以色列、美国和英国却相对好的多。

基本上可以说，欧盟在对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上是失败的，无论是在防疫政策还是疫苗接种都难让人满意。在欧盟当中，德国的表现虽然基本上是最好的，但难以称得上是成功。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疫苗被批准，德国的疫苗接种也在加速。德国政府最近预计，在今年夏末或秋初应该能让想接种疫苗的人如愿种上疫苗。

疫苗的接种不顺利是个问题，但要和后面将遇到的问题相比，这些应该都是小事。随着疫苗接种的进行，下面几个更大的问题还将凸显出来。

第一点是疫苗接种率。

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的新冠疫苗的接种是自愿进行的。虽然是免费，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种疫苗，甚至可以说不小的一部分人不愿意接种。不愿接种疫苗的人的比例随形势有些波动，但如果说有最终在德国有30%的人拒绝新冠疫苗的接种，应该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指数（r0）在2.5到3左右，建立群体免疫的屏障需要有60-70%的人对这个病毒有免疫力。如果有30% 的人不愿意接种，要建立群体免疫屏障就会是一个挑战。

第二点是接种疫苗的有效保护率。

在德国，已经有四种疫苗被批准上市，分别是除了上面提到的biontech和辉瑞联合开发的mrna疫苗以及阿斯利康的腺病毒疫苗外，还有美国moderna 公司的mrna疫苗和强生公司的腺病毒疫苗。两款mrna疫苗对新冠病毒的保护率都达到了95%左右，而两款腺病毒疫苗的保护率则只有60-70%。

虽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疫苗的保护率超过50%就算有效，但要建立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屏障，接种保护率分别为60%和90%的两款疫苗将带来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当有30%人拒绝接种疫苗的情况下，这个差别更将凸显出来。

假设一个国家有30%的人拒接新冠疫苗接种，其他的人接种了保护效率为95%的mrna新冠疫苗，那么在接种人群中有免疫力的人将为66%左右，依然可以建立起群体免疫的屏障。

假如一个国家只有70%的人接种了保护效率为60%的新冠疫苗，那么人群中有免疫力的就只有40%左右。这种情况下，要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25%左右的人群被感染，让有免疫力的人群增加到60-70%左右。另一种是长时间采取严格的隔离和防控措施，降低新冠病毒的即时传染指数值，从而降低建立有效群体免疫屏障所需要的人群中有免疫力的人的比例。

需要一提的是，以上说的是各款疫苗对没有发生免疫逃逸的新冠病毒的保护率，如果有新的突变发生，这些疫苗的保护率还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比如发生在南非的新冠病毒突变，就有了部分的免疫逃逸能力，而不同疫苗对有这种突变的新冠病毒的保护率也有所差异。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说，保护率相对较低的疫苗不会是大问题，因为它们一般都在防止重症和死亡方面效果不错。能防止重症和死亡当然非常重要，它能让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只得轻症，就像患上流感那样。但我们接种疫苗的目的不仅是防止重症和死亡，更重要的目标是建立起群体免疫的屏障。接种保护效率低的疫苗将让群体免疫的屏障的建立变得漫长，而在这个被拉长的过程里，和人类赛跑的是新冠病毒将会赢得时间，它们因此有了突变和免疫逃逸的可能。

第三点可能更加重要，就是全球免疫接种进程的缓慢和不均衡。

虽然欧盟因为自己的不足而导致了在新冠疫苗接种上的相对落后，但和很多不发达的地区相比，欧盟却是领先的。

不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疫苗的缺乏导致接种的速度缓慢，另一方面是这些地方所接种的疫苗的保护率也是个问题。以印度为例，印度自己开发的灭活新冠疫苗已经获批投入使用，但这款新冠疫苗的详细三期临床数据至今都没有出来。

病毒没有国界，它在和全人类赛跑。当这个世界上还有地方能让新冠病毒继续生存，也就有突变发生免疫逃逸的可能，甚至完全避开现有的疫苗，那么一切可能都将推倒重来。

其实上面三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类如何在新冠病毒发生免疫逃逸前将它消灭。利用疫苗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无疑是最佳方案，但这需要全世界的合作。

在理想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短期内消灭新冠病毒。

一是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采取超级严格的防控措施，从而截断病毒在人-人、动物-人间传播的可能。

二是让现在保护效率最高的两款mrna新冠疫苗放弃专利，在全世界大量生产，并且短期内在全球的普及接种。

但上面两种情况都是极端的情况，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不可能实行。在现实中，人类对付新冠病毒在战略方向上肯定是全世界合作，但各国的防疫具体举措上又会各有不同。有些国家会主要依赖好的疫苗，有些国家会利用疫苗外加严格的防控措施，甚至还可能有少数国家主要依靠严格的防控。

正因为以上的多样性，人类消灭新冠病毒的过程会变得漫长，甚至可能不得不和新冠病毒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共存。

如果新冠病毒和人类共存，它们会演化成流感病毒那样，只对人类导致轻微的危害吗？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是很可能的，理由是病毒要和人类长期共存，最好的方案是变得无害。至于其中的生物学基础，则是危害大的突变会因为被感染人的死亡而消亡。

虽然上面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我个人并不乐观。和人类长期共存的病毒会在毒性方面减弱虽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病毒。一个例子就是天花，在和人类共存的几千年里，天花病毒的致病性没有变弱。

对于感染病死率只有不到1%的新冠病毒来说，发生突变后的病毒是否能在传播中占优势，起决定作用的是突变后所导致的传染力的变化，而不是致病性的强弱。

如果一种突变的新冠病毒有增强的传染性的同时，还有降低了的致病性，那无疑是幸运的结果。但如果突变带来的是增强了的传染性，同时还有增强了的致病性，那我们面临的将会是更大的麻烦。

因此，不给新冠病毒以突变时间才是上策。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全球范围内的精诚合作。

唯有如此，惟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