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中国老人
他在战争时期将青霉素带到中国，参与创建了中国的第一座血库，还提出接种根瘤菌的方法，为中国广大地区提供优质的无公害绿肥。他就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老校长、中国的农业微生物学开创者樊庆笙。
南京农业大学里，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砖瓦楼。这栋两层的小楼就是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面的千余件展品似乎将中国农业的历史铺展在人们眼前，木犁、石磨、秤杆，水稻、小麦的标本，《齐民要术》一类的善本古籍。
在博物馆里，有三样镇馆之宝。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鸡蛋，这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鸡蛋。二是《齐民要术》全套刻本，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农书，现仅存两套。而那最后一样镇馆之宝，与这两样相比，看上去就“逊色”多了。
在偌大的玻璃展柜里，安安静静地躺着三支密封的试管，里面装着黑乎乎的沙土，看上去像是发了霉的面包。因为年代久远，试管上的标签磨损严重，已经看不出字迹，唯有展柜旁边的介绍板上写着：“中国最早的一支青霉素。”
原来这三支装着黑乎乎的沙土粉末的密封玻璃管里，保存着中国最早的青霉素菌种。那看似肮脏的沙土，实则是菌种最好的温床。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没能研制出自己的青霉素。而将青霉素带到中国的，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老校长、中国的农业微生物学开创者、“中国青霉素之父”——樊庆笙。
中国最早的青霉菌菌株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千年来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就在这一年，樊庆笙出生在江苏常熟。革命时期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威胁着国家的发展。年少的樊庆笙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外人欺负，内心愤懑难平，他决心要发奋读书，科学救国。
他并非生于大富大贵之家，也算不上是书香门第，只是个普通的小职员之家，家里的兄弟姐妹众多，常常入不敷出，可他的父母还是咬着牙将他送到了苏州的萃英中学读书。聪明与勤奋让樊庆笙顺利地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学习森林学。成绩优异的他年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的时候，他更是拿到了金陵大学的最高奖项——“金钥匙奖”，留在了金大任教。
1940年，洛氏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金陵大学农学院一个留美名额。可僧多粥少，校方实在是难以安排。于是，院里将一份奖学金分成了三份，送三个人去留学，时间由三年改为一年。工作勤奋又聪明的樊庆笙成了首选的三人之一，于是他告别了身怀六甲的妻子，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转而学习微生物学。
一年的进修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按照约定，樊庆笙应该返回中国。可就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激烈的太平洋战争。海上交通基本阻断，樊庆笙根本没有办法回国，他只好向洛氏基金会申请了半年的延期。半年过后，战火仍然没有平息，樊庆笙的生活已无着落。幸好他的细菌系导师对他很是看重，愿意资助他继续攻读博士。
当导师问樊庆笙每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的时候，他只说了一个最低的数字：60美元。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每月60美元的生活费也属于贫困线之下，刚刚能吃饱饭。靠着导师每个月给的60美元，樊庆笙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在图书馆里贪婪地汲取着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资料与知识。
三年后，他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随后，他得到了一份在南方西格兰姆发酵研究所的工作，留在美国，他将会拥有最先进的研究设备，有丰厚优渥的待遇。但是祖国的半壁江山还在日军的铁蹄下遭受着蹂躏，大洋彼岸的亲人也已经有4年未曾相见。他深爱的妻子，尚未谋面的孩子，更是让樊庆笙归心似箭。
可是太平洋上的战火愈演愈烈，他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就在这时，樊庆笙收到了一个美国医药助华会的邀请。原来，美国组建了一个援华机构，这个机构由许多医学专家发起，是一个民间医药援华团体，他们决定捐赠一座输血救伤的血库给中国。助华会的筹建进展很顺利，只是还缺少细菌学方面的检验人才。对樊庆笙来说，这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以回国参加抗日，还能学以致用。他毫不犹豫地辞去了美国的工作，去了纽约，对助华会的会长说，他希望回国后在承担血库工作的同时，也能够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
这种抗生素神奇的抗菌效果，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可当时的中国却无法自己生产盘尼西林，前方将士天天流血，中国实在是太需要盘尼西林了。助华会的会长很理解樊庆笙的想法，想方设法为他准备好了所有的仪器与试剂，还为他找到了两支极其珍贵的菌种，威斯康星大学也赠送了他一支菌种。
1944年1月，确定了归期后，兴奋不已的樊庆笙给自己在金陵大学的同窗好友裘维蕃写了一封信。他与机构组成员携带美国捐赠的200多箱设备、试剂与制备的57份干血浆登上了回国的运输船。可这艘船开出没多久，竟然被日军炸沉了，樊庆笙的好友悲伤地以为他已经去世，却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家中的妻子。
然而半年之后，樊庆笙却神奇地出现在了昆明。原来当时的谍报活动相当厉害，樊庆笙他们为防不测，在纽约附近的军港偷梁换柱，悄悄地上了另一艘船。一路上凶险万分，炸弹在船边掀起数丈的巨浪，轰炸机在天空中呼啸而过，甚至还绕道印度洋，换乘“驼峰航线” ，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回到了昆明。
驼峰航线
血库的设备很快安装完毕，1944年7月12日，被命名为“军医署血库”的血库在昆明昆华医院举行开幕典礼，为中国远征军驻滇部队服务，归军医署管理。这是中国第一座血库，从输血到提取血浆，从干馏到检验，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血库初建之时，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献血的人寥寥无几。樊庆笙带着工作人员到附近的部队、学校、工厂里宣传，还在各地的报纸上进行了宣传。渐渐地，主动献血的人越来越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更是献血的主力。
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条件也处处受制，血库的工作只能因地制宜，土洋结合。没有自来水，就自制蓄水箱用人力汲水。没有柴油，就用木炭做高压蒸馏锅的燃料。没有高温高压灭菌锅，就将每天要用的200多个采血瓶每只冲洗5遍，过肥皂水，再冲洗5遍，稀硫酸浸洗，再冲洗5遍，过蒸馏水。几十甚至上百米长的胶管，每一毫米都不能放过，清洗后还要在蒸馏水里煮沸以保证无菌。制成的冻干血浆用飞机运往滇西前线，救治伤员。
血库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战争中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一名军医的前线报告中写道，“在战地救治中，接受过血浆输注的伤兵只有百分之一不治而亡，凡经血浆救治的伤兵，无一不颂血浆之伟大”。
血库对面，是当时的中央卫生署防疫处。防疫处的处长汤飞凡当时正领导着一个小组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看到樊庆笙，汤飞凡很高兴，立刻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工作。盘尼西林的研制，也是樊庆笙回国的目的之一，他欣然接受了汤飞凡的邀请。樊庆笙有仪器有设备，还有从美国带回来的新技术和菌种，汤飞凡则已经在盘尼西林研制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与基础，两个人一拍即合，使得盘尼西林的研制进度大大加快。
就在1944年的年底，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战乱中的中国成了世界上率先制造出盘尼西林的7个国家之一 。可惜的是，战争时期中国还是难以实现盘尼西林的工业化生产，只能试验性地生产一些盘尼西林。虽然只是试生产了小规模的盘尼西林，但这种神奇的抗菌药物仍然挽救了许多前线士兵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盘尼西林的工业化生产提上了日程，樊庆笙搬到上海的生化制品实验处工作，进行盘尼西林工业化生产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里，他给盘尼西林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青霉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建立了南北两个青霉素的生产基地（上海第三制药厂和华北制药厂）。在童村与张为申的带领下，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走上了正轨。
此时的樊庆笙，又回到了他的母校——金陵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不久，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入了南京农学院。樊庆笙在那里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土壤微生物学教研组，开始自生固氮菌和根瘤菌的形态、生理、生态研究。
1956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樊庆笙在这里又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汤飞凡。两人聊起青霉素的早期研制过程，都唏嘘不已。可他未曾想到的是，这一次见面，竟然成了永别。第二年，汤飞凡不甘受辱在北京自尽，终年61岁。而樊庆笙，则被迫离开了他热爱的讲台与实验室，中断了他视之如生命的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大会小会的批斗和艰苦的体力劳动。几年后的“文革”，樊庆笙被关进了“牛棚”。精心培养的教学队伍散了，科研骨干队伍也四分五裂。可樊庆笙心中的梦想仍然在燃烧，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丝毫未减。不准在实验室做科研，那么到农村去搞实验总没问题吧？他跑到了农田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头顶草帽，穿着一身旧中山装，走遍了大江南北。
在那个并不发达的年代里，樊庆笙提出了接种根瘤菌的方法，推翻了紫云英不能过长江的理论。漫山遍野的美丽红花草越过了长江，跨过了黄河，一直挺进到关中地区，直达西安。紫云英北移成功，是根瘤菌共生固氮的一项突破性成果。这为中国广大地区提供了优质的无公害绿肥，也让粮食的产量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年近古稀的他重新回到了讲台，回到了科研岗位上，成了南京农学院复校后的第一任校长。他说，他要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剩下的时间与生命，他要全部交给国家。
彼时的南京农学院百废待兴，他加紧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人才。扶植中青年教师，送他们出国进修，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研究推敲和修改论文。已然七八十岁高龄的他每年早出晚归，东奔西走，工作10多个小时，甚至为了不耽误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患阑尾炎的他强忍着疼痛不肯去医院。当黄昏时分，主持了一整天答辩的他终于支持不住被送到医院。这时候，他的阑尾已经穿了孔，1993年，樊庆笙被查出患上了肠癌。年事已高加上重病缠身，他不得已住进了医院。
病榻之上，他却还在工作，完成了《土壤微生物学》一书35万字的书稿和126幅插图的审阅。1998年的五一节，病重的樊庆笙被送到了监护室抢救。看着昏迷中的樊庆笙，他的学生忍不住对医生说，“你们救救他吧，樊老可是我国第一个研制出青霉素的人啊！”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病床上这个奋斗到最后一息的老人，竟然是他们每天用来治病救人的青霉素的研制人。7月5日，樊庆笙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疾病的魔爪，离开了人世，享年87岁。
如今，看着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的三支玻璃管，让人不禁想起那个1997年的冬天，他收到了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的征物信，进房摸索了半天后，他小心翼翼地托着三支玻璃管出来了。而这三支封了口的玻璃沙土管，三支埋藏着中国最早的青霉素菌种的玻璃沙土管，被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收藏了起来，作为镇馆之宝。
每一段不努力的时光，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
